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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文革见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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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地

一、文革抄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也可以说是反右的继续。1966年春夏,红色风暴一浪高过一浪,先是拿批三家村的《燕山夜话》作引子,接着又揪彭、罗、陆、杨,后又发表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接着开始向各高校派工作组,后不久又批判工作组,形势像过山车一样变化着,初中生的我们却是懵懵懂懂一头雾水,但政治经验丰富的父亲黄药眠已开始坐不住了,别看他整天埋头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一两个星期也会出去一次,而且很晚才回来,看来他也是有他自己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的。有一天回来得不算太晚,见我还没睡就把我叫了过去,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形势可能会越来越坏,你要把身体弄好,以应对将来的政治变局,你妈不是说你有鞘膜积液吗(当时我母亲是代夫受过在山西搞四清呢)?如需做手术赶紧去做……。于是7月初一放假,我就住到北医三院做手术了。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在医院里也能听到周围高校大喇叭一天到晚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的瞎叫唤。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这是在搞什么名堂,但现在我懂了,他们就是害怕群众在外旁观者清,慢慢看出他们的骗人伎俩,所以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裹挟进来,利用群众的嫉妒心,权欲心,攀比心让他们互揪互斗,然后乘乱夺权,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北师大在7·27之前,虽然也已处在了风雨飘摇的喊杀声之中了,但是对于一般教师群众来说,还是只见雷声闪电不见雨点的暴风雨的前夜,家父整天躲在家里收拾整理他的文稿,面色阴沉。他的《王子与镜子》(参见《中国作家》纪实版2009年6期)、《寒娥的歌唱》等童话大概就是在这时销毁掉的。

7·27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要员到师大来煽风点火应该算一个分界点,在此之前,批斗的对象还主要是走资派、反工作组的师生和后来的工作组,还未波及广大教职员工及家属社会人员,而且批斗的方式还只限于喊喊口号,挂挂牌子而已。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来师大煽风点火后形势急转之下,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就是要把文革之火烧向广大教师、教授,就是要挑起群众斗群众,其中康生就明确宣称: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一定要紧追猛打不放松,……但同时对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也不能放过,也要把像黄药眠、陶大镛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倒批臭……

江青、康生的7·27讲话在北师大掀起了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狂潮。过了没两天,7月底,北师大就召开了揪斗“牛鬼蛇神”的誓师大会。把各个系的教授,无论是右派教授、摘帽右派教授、还是普通教授(但党员教授除外),统统从家里揪到了大操场,有的甚至还把他们的夫人也揪了出去,算下来得有一百多人。在大操场上,锣鼓喧天,喊杀声响成一片。“打倒死不悔改的大右派朱启贤!”、“打倒臭名昭著的大右派胡明!”、“打倒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黄药眠!”、“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声此起彼伏。他们充分发挥了“群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的给教授剃阴阳头,有的给戴高高的尖帽,前面则挂着大牌子,名字上划着鲜红的大叉子。

誓师完之后,一个一个的黑帮、教授被一队队的红卫兵压着先绕操场一周,然后游街示众,从教学区一直游斗到家属区并实施抄家,眼见着一队队的红卫兵,押着这些老头老太太,三、四个人押着一个,将其两手往背后一撅,头往下一按,架成“喷气式”飞机样子,推搡着哒哒哒一溜奔跑,一队一队地从我们工四楼(当时的教授主要住在工一楼、工四楼和小红楼)前经过。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白皙精致的老太太被架成“喷气式”样子,像是拎小鸡似的押着,脚不及地就被架着一溜小跑地推押过去了。另一个是一个五、六十多岁的老教授,头发灰白,身体微胖,也被架成“喷气式”的样子,被飞跑的红卫兵推押着,喘着粗气,表情挣扎扭曲,看样子随时都可能突发心脏病倒下。这时我的心里砰砰地跳,我老爹血压高、心脏病,能经受得了这种暴力摧残吗?这时押解黄药眠的中文系的队伍开过来了,锣鼓喊杀声大作,“打倒死不悔改的大右派黄药眠!……”一眼望去,好家伙!一个一、两丈多高的大幡子竖在家父的背后,上书好几个反动头衔,“打倒大右派、大叛徒、学术骗子、反动政客黄药眠!”名字歪七扭八,上面打着红叉,父亲的脸上好像也被涂上了些青色灰泥,总之是青面白发,格外难看。但还好,喊杀声大,动作还不算太粗暴,队伍行进得比较缓慢,也没让他坐“喷气式”,而只是把他双手反背到后面,押着他低头慢慢前行。

当时我们家是住工四楼16栋201号,(即现在的乐育7楼3门201号)。队伍将家父押回家后,就迅速扑向他的书房。我当时听到要抄家的消息后,就先把《三国演义》、《说唐》、《西游记》、《醒世恒言》等一些小孩子爱看的东西藏到一个沙发的坐垫下面了,抄家时我就躲在家门外的楼梯上偷听,听到里面翻箱倒柜的声音,不时传来大声训斥的声音,领头的是一个叫隋延堂的学生,声调异常严厉粗暴,回答稍不如他意,上去就“啪”的给家父一个耳光,……抄家大约进行了四个多小时,也拉走了不少东西,大约有两小推车,但比我想象的要少得多。他们走后我回家一看,家里一片狼藉,但好在我喜欢的那些小说都还完好无损地躺在沙发下面。据家父讲,他们对书籍没什么兴趣,主要就是查抄日记、书信和相片,可能要从这些材料里看出他和什么人来往联系,和他真实的内心思想。家父说,当查到衣柜时,他曾拿出一个三千块钱的存折,问他们要吗?他们看了看,摇了摇头。家里还有一个八个灯四个喇叭的当时较高级的收音机问他们,也说不要。就是我们家唯一的一辆自行车被他们骑走了,当然后来也还回来了。而随后的审查,外调也就随着他们对这些查抄物品的审查清理展开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楼上三楼的物理系教授吕烈扬,他虽然是搞物理的,但却是个酷爱文艺的收藏家,家里有精美的红木家具,有崭新的小人书,像《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都是成套成套的;还有精致的折扇,屏风,花瓶等等,这些物件都被红卫兵抄家拉走了,整整拉了一整天,拉了二三十车才拉完。我们这些小孩当时就在栋门口啧啧称奇地观看,我当时就很纳闷,他们把这些东西拉去干嘛呢?同样是抄家,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我们家抄走的这些日记、书信、相片文革后就都还回来了,但吕教授家的那些东西就未见归还。后来才知道,对吕教授家抄得这么“狠”,是要把他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进行展览批判。这以后,平时穿戴整齐,头发锃亮的吕教授就被他们整得头发蓬松,灰头土脸的了。

回想起来,文革中对这些教授的揪斗,也都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相比北师大其他右派教授而言,家父原本是在党内党外混了大半辈子的经验丰富的政治活动家,是个老江湖了,对中共那套独裁专制的本性是一清二楚的,所以他虽然当年也响应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号召参加整风,但他对毛泽东讲的那一套忽悠人的东西并不看好,而是比较倾向于加强党外民主监督的制度建设,主张走正规的多党民主宪政的道路,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他当时是民盟中央为应对中共整风临阵换上来的宣传部长,兼民盟“高校党委负责制”工作组的组长,所以他委托陶大镛等学者在各高校召开高校领导体制改革座谈会,主张在高校要以学术委员会或校务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同时主张要在人民代表大会设民盟组团,并在六教授会议上发言强调,党内滋长的资产阶级思想,正在从内部腐蚀着党,这个危险是从内部产生的,正如资本主义矛盾是从内部产生的一样,所以需要加强民主,加强民主党派独立、平等的监督。也就是说,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多党民主宪政。正因为此,反右时,他也就不多说什么了,虽然心里不服,但也就不打算较真了,叫他认错,他也就认错,他是政治上认错,学术上不认错,政治上认错也只说思想没改造好,不承认反党夺权有野心;因为也确实没有什么野心,如能够推进民主,知识分子当然义不容辞,当仁不让;但要是当局搞阴谋耍手腕出尔反尔也就算了,再争辩也没什么意义了,只能等历史来做出公正的评价。而他的这种顺变通达的态度,加上他的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可能就是他九死一生能够活过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二、关于文革时师大教师自杀的情况

随着大规模的灭绝人性的批斗开始和劳改队的成立,红色恐怖愈演愈烈。士可杀不可辱,既然肆无忌惮对知识分子进行这样的人格侮辱,师大一些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就以自杀来捍卫自己的尊严。石磐先生是北师大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知识分子尊严的第一人。他在师大主楼的第一跳开启了北师大的一个以生命反抗专制暴力捍卫知识分子尊严的悲壮浪潮。

说起来石磐先生可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原在中宣部作过陆定一的秘书,1950年曾去苏联考察访问,发现苏联的情况与他所学的马列主义大相径庭,于是回国后他就对斯大林模式提出了质疑,回国后于1952年被退党,并被调出了中宣部,到师大政教系任教授,1956年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报告后,他提出要求平反,说早已看出了斯大林的问题,并要求重新回到党内,但未能如愿,当局说虽然现在看来你批斯大林是对的,但在当时你反斯大林还是错的,而且不久形势左转,开始反右,他就又被打为右派,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1961年底开始纠左,才给他解除“劳教”,回校工作,被分配在国外问题研究所,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内。但他一直不服气,不承认自己是右派。这场官司一直打到1962年程今吾到师大任党委书记后,才最后由程今吾亲自拍板搞了个折中,也不恢复原职,也不算右派,一个月领一百块钱薪金,相当于拿一个中级讲师的工资。但此公还是不服,党内的人打压排挤他,党外的右派他还看不上。六六年文革开始后,保他的程今吾成为了师大头号走资派,于是他又成了程今吾的走狗,又重新把他踢回到右派的队伍中来了。8月初师大成立劳改队后,他被与右派集中在一起,这对他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仍不屑与右派为伍,并公开与劳改队里的右派说,我跟你们不是一派。并遭到了右派们的讥讽,这可能也是促使他跳楼的一个原因。8月17日下午,红卫兵令其自制黑牌,他不堪凌辱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下午三点多,化学系大右派徐光华在主楼四层还看见他,他们那时都在主楼打扫卫生,并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但一转身不知他怎的钻到了七楼,并从上面一纵身跳了下来。

当时的师大子弟都很紧张,都怕自己的家长自杀寻短见,一听说有人跳楼了,大家蜂拥向主楼奔去,我当时也不例外,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激灵一下,迅速跟着大家往主楼跑,跑到那儿一看不是自己的家长,这才松了口气,但心里还是感到十分恐怖和震撼,石磐是从主楼西侧北边跳下来的,地上的血并不很多,硕大的脑袋呈暗紫色,可能是跌落强烈撞击内出血造成的。

接着就出现了工一楼的三连跳。这几个人也堪称师大的传奇性的人物,头一个是天文系的刘世楷教授。他曾经创制了“天球坐标概算仪”和“太阳概算仪”,是一位极为勤奋且爱国的科学工作者,是中国天文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参与过北师大天文系的筹建。刘教授是1897年生人,原本并非右派。由于历史原因他有两位夫人,这在中共建政前本也是很正常的事,糟糠之妻不下堂是中国传统的人道主义,娶了新的媳妇,总不能让老妻去喝西北风吧。所以在建政后,刘教授仍然延续了以往的家庭结构,和两位夫人一起生活。这就引起了红卫兵和极左分子的眼红嫉妒,乘文革打击迫害,把他打成反动教授,对其百般侮辱,8月23日对其抄家,25日把他送进劳改集训队,26日还给他剃了阴阳头,如此凌辱促使他就决意离开这个红魔恶世。

26日将近中午时,住在三栋四层的刘世楷教授带着他的两位夫人来到了工一楼的楼顶平台上,师大子弟吴秉坚,当时出来溜弯,看见楼顶上有三个人,一男两女,在楼顶上逡巡徘徊,就是刘教授一家三口。起初刘教授是一手拉着一位夫人想三个人一起跳,但临到最后大老婆退缩了没跳,于是刘教授就带着小老婆跳了下来。据工一楼的老住户杨志宇讲,因为是夏天。家家都开着窗户,他们就听见两声沉闷的巨响,砰!砰!就像两个大箱子掉下来似的。刘教授是屁股先着的地,给土地上砸出一个坑,他夫人是脚先着的地,给地上砸出了一双较深的脚印,等人们跑出来查看时,他们已浑身青紫,奄奄一息了,校医院的郭建成大夫赶来检查时,都已断气了。

接着跳下来的是,大右派原俄语系主任二级教授胡明先生,此人精通马列,早年还是中共党员,后来虽然脱党了,但他也是一个有个性,有独立思想的左翼新派学者。1952年院系调整时就被从人大调到师大来了。此人在1949年就已出版了五卷本的《世界经济地理讲座》和《社会科学简明教程》等著作了。所以初到师大来时,是让他作师大政治经济教研组的负责人,后来党委领导丁浩川找他谈话,说俄语系是个烂摊子,教育部让他接任俄语系主任。在中共建政初期,胡明很受中共的信任重视,在“三反”、“五反”时,他是师大的人民审判员,在肃反时他还是俄语系的大组长。胡明先生对自己的工作也总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把俄语系的工作就理顺了,但这时作为系秘书的党员开始掣肘干政了。所以57年整风时他称自己有职,有责,但无权,因为决定权在党委。他说,系主任最难办的就是“无信”,遇到问题系主任跟人家谈了意见,但经过研究后又把系主任的意见推翻了,所以单位党组织是造成他“无信”,造成他威信扫地的根源。

胡先生当时给整风定位很高,而且有自己一套系统的看法,他也是像朱启贤一样是要从建立一套社会主义民主的角度来看待整风,所以他并不赞成把整风只看作是党的“家事”,而是看作是“事关六亿中国人民幸福和前途的国家大事”。他认为,既然党自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称党在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利益,那么党的利益应该是与人民的利益是统一的,党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私心杂念搞特权,所以他认为党为了保持自己的使命和纯洁性,就不能姑息个别党员,甚至个别基层组织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及其他腐败特权问题。

他批评党员有优越感,党组织偏听偏信。他说,……并不是群众自卑,而是因为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夸大自己的作用、功劳,……对党的活动,一般群众不能过问,有意见也不敢提,更严重的是,个别党员以粗暴的命令方式来维持“威信”,在群众中影响极坏,而且他还批评了党组织偏听偏信的做法,要求党组织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来评价人和事。他认为学校三大主义都非常严重,并非是“不自觉的”,而是封建意识残余的反映。并认为这是党脱离群众,不信任群众的根源。并痛斥了系秘书专政的现象,指出了它的十大弊端……。对于高校领导体制改革,他也提出了一整套建设性的方案,他主张通过成立校务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完善群众监督机制,改善党的领导实行民主办校。

总之,在整风期间,耿直的胡明教授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对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并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意见,但也正因为此,他引起了党内极左分子的仇视忌恨。反右后,他遭到了严重的迫害打压,但他一直不服,这样就使他遭受了更大的打击,直接取消了他的教授资格,让他长期在校内劳动改造。1963年给他摘帽后,只安排他在资料室当资料员。文革开始后,学校中的极左分子就又借机对他进行了粗暴批斗和人格侮辱,这实际上是对他高傲不屈性格的恶意报复,但没想到胡明先生不吃这套,士可杀不可辱,所以他就大义凛然地用自杀的方式来向专制独裁的极左分子们表示了自己最后的抗议。 胡明先生是住在工一楼的一栋四层,他是在刘世楷教授自杀后没几天的9月5日自杀的,那段时间他已被编入了强制劳动的劳改队,每天都要经受夏日的暴晒和弯腰蹲地拔草劳动,稍有松懈就会遭到红卫兵和围观群众的拳打脚踢和人格侮辱,每天下来,他都是筋疲力尽地拖着疲倦的双脚回家。8、26那天走到家门口,正好看到刘世楷夫妇的尸体还未被拉走,这时一个红卫兵走过来恶恨恨地对他说,你再不老老实实,下场就是这样。胡先生当时眼睛一亮,但没吭声,就默默地回家了,他心里可能是受了刘教授英勇行为的激励启发,并决心以死抗争,一死了之。但他并不像刘教授那样公开高调地宣示,不像刘教授那样不仅自己死还要带上自己的老婆;而是采取了比较低调的方式,他是于9月5日,凌晨三、四点钟天还朦胧未亮,人们还在熟睡,四周一片寂静时自己一个人悄悄地从楼上跳了下来。胡先生可能并不是从楼顶平台跳下来的,因为他落地的距离与栋门口非常近,而且三层及二层楼栋窗户都被砸坏了,所以他可能是从四层的楼栋窗户跳下去的。在跳下去之前,胡明教授的内心肯定百感交集,凄楚悱恻,最后愤然纵身离世。胡明的夫人有文化但没工作,胡明走后,据说有一段她还帮人带孩子过活,后来就搬出了师大。他有一个儿子,有时也会来,后来就都不知去向了。

师大工一楼第三个跳的是住在四栋四层的教育系教授邵鹤亭。邵教授是中国资深的教育家,1902年生人,1924年曾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育系学习,毕业后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等校任教。1928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获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后,曾先后任常洲中学、苏州中学的校长,1945年2月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教授等职。是民国政府的教育专员,国立编译馆编纂兼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主任。中共建政后,曾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和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从1950年起任教育部参事和北师大教授。

邵教授也并不是只懂教育的书呆子,而是懂好几国文字,有自己的思想理论,政治性很强的学者,著述有《尤莱士思想与革命理论之研究》、《训导原理》、《社会思想与教育》和《中国古代教育史》等。也就是说,邵教授不仅在民国时期受国民党政府的重视,中共建政后对他同样十分重视,所以送他到华北大学(即现在的人民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帮助他转变思路。邵教授在1957年整风时也曾参加过陶大镛教授主办的高校领导体制改革座谈会,并作了精彩发言。他认为中国大学办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学校人数多且有包食宿,行政事务太繁杂造成的,认为这是行政强势并压制学术的基本原因,但他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学校自身没有很好地理清行政领导和学术的关系。所以他主张:……应尽量采取教授治校的精神,因为在旧中国的大学中,办理得比较好的大学,多少都有教授治校的传统,关于聘请教授,教授评级等重要事项,大都由教授自己决定。其中有的学校里这些决定权属于各学院或各系。现在大学的一切主要事项,完全由党委与学校少数行政人员决定,这意味着教学人员没有自己解决有关教学上的重要问题的权力,而让非教学人员甚至让不懂教学的人员来支配,这自然是不应该的,不能办好学校的。所以他主张扩充现在的校委会组织,教授代表至少不能少于全体委员的二分之一,这样才能使百家争鸣和学术自由的精神在大学的行政组织中体现出来。

1957年5月15日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有7位教授参加,是在朱启贤教授家召开的;而5月20日第二次座谈会参加的教授更多达14人,但邵教授不知何故却没有参加。反右开始后,邵教授侥幸没被划为右派,但实际上也已成了中共不信任的眼中钉了。

文革开始后,特别是8月初的大规模揪斗开始时,邵教授本还不是首当其冲的揪斗对象,但随着运动的发展,红卫兵变得越来越疯狂,越来越没有人性,揪斗的范围也日益扩大。9月7日,教育系教授邱椿被强令头戴高帽,手执招魂幡在校园里游斗,邵鹤亭原本只是个陪斗,并不是主角,但邱椿在途中经不起折磨突发心脏病身亡,于是邵鹤亭被临时作为邱椿的“孝子”强令其戴上邱椿的高帽,手执邱椿拿过的招魂幡接受游斗,接受红卫兵和围观群众的羞辱。这种移花接木,桃僵李代的做法,既荒唐又流氓无耻,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一个正直自尊从事一辈子教育事业的老知识分子是无法接受的,于是次日,邵鹤亭夫妇从四楼顶层愤然跳楼以示抗议。

邵鹤亭夫妇自杀的场面是比较惨烈的。邵鹤亭家住在工一楼四栋四层,9月8日上午九、十点钟,邵鹤亭携夫人来到了顶层的平台。他们还带了一瓶酒和一些熟食菜蔬,边吃边喝,而且身边还有一把刀,到十点多,他们双双跳了下来,可能他们是在跳楼之前先给了自己一刀,所以他们着地的场面十分惨烈,血流得特别多,邵夫人趴在地上,满脸满身全是血,邵教授的头可能是砸在井盖上了,脑门太阳穴处有个大窟窿,流着血和脑浆。很快警察就来了,检查完后,就叫了辆卡车把他们拉走了。

除了工一楼的三连跳,师大还有工三楼物理系赵亮坚副教授和物理系办公室主任王蓉夫妇的触电自杀,也是对专制暴政的抗议,赵老师英俊倜傥,不仅专业好,篮球还打得好,王蓉也是年轻漂亮多才多艺,他们俩应该是师大最受人羡慕的一对了。但这也引起了某些人的眼红嫉妒,利用文革对其审查迫害,人格侮辱,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终使其忍痛抛下三个孩子,愤然含冤而去。

因为赵老师的三个孩子都是师大实验小学的,跟院里的家属子弟都很熟,大家一听建初、芳红的父母双双自杀走了,脑袋都嗡了一下,纷纷跑到他们家去看,他们家住在工三楼一栋一层,人多挤不进去,过了很久学校叫了辆卡车,把赵老师夫妇用被子裹着抬上了车。最为凄惨的是,孩子都太小,没有家属出来操办后事,但好心的邻居还是有的,赵老师一家平时跟邻居教育系张厚粲老师(张之洞孙女)关系甚好,关键时刻,张厚粲先生自己不便出面,就叫自己的长子王遵俦出面帮忙料理一切,那时他也才是十五、六岁初二的学生。我们看到王遵俦默默地爬上了卡车坐在赵老师夫妇身旁把他们送走了。

在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赵老师家这几个孩子无论是插队、工作、退休,每年过年张厚璨老师都把他们召集到自己的家中过年,而他们也都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这已在北师大传为佳话美谈了。

经过了第一阶段的揪斗,到1968年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时,师大又出现了一波自杀潮。较典型的是家父的老朋友哲学系教授马特先生。马特先生原来在香港达德学院跟我爸是同事,搞逻辑学的,私交甚好,也算是一个党外的新派学者。中共建政后,达德学院一批左翼教授都来到了北师大,除了家父黄药眠,还有像钟敬文、陶大镛、朱智贤、马特等,他们给师大带来了一股新的学风,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但来到师大后,家父比较尊崇章伯钧,觉得他有担当,敢做敢为,是个干事的人,所以热衷于参加民盟的活动,而马特在其“形式逻辑”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称赞后,就逐渐左转向党靠拢了,并终于在五六年入了党。在五七年反右时,他又跟这些右派划清界限,批判了他的这些老朋友。所以后来家父他们就跟他断了来往。文革开始之初,他作为党员教授还能躲过一劫,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到了第二阶段“清队”时,他就又变成了重要的靶子。一个长期在国统区生活工作的人,社会关系必定是比较复杂的,即使自己觉得很干净,很多问题也是根本说不清楚的。据说马特自杀前曾来了一批外调的人,要他交代当年在香港及国统区的历史问题和一些熟人的问题,且态度十分凶狠粗暴。马特当年在国统区当过国民党的文化教官,但这在入党时已交代过了,现在又把此事扯出来审查,他很恼火,也很痛苦,据家父对他的了解,马特先生虽然自己思想左转,但要他出卖朋友,他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且也确实没什么可出卖的,当年大家在香港都是君子之交,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无所不谈,但如把这些也作为问题揭发出来不是很可耻么?所以马特先生被逼无奈,走投无路,只好寻了短见。马特自杀前已有先兆,据钟敬文的女儿钟小宜说,前一两天曾看见他干干净净的洗完澡穿着一身西装回家,大家都很惊异,因为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对造反派的一种极大挑衅,而且据说马特先生走的那天曾对外调人员发了火,有些冲动,说:“这点事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啊!”过后不久他就借口上厕所溜了出来从主楼东头五层跳了下去。从他的这些举动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他最终要去见的可能还是他的具有科学精神的逻辑学老祖宗亚里士多德,而不是什么崇尚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了。

另一个“清队”时自杀的重量级人物是朱启贤。此公是山东单县的才子(1911——1968),学贯中西。早年曾支持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活动,1927年加入国民党。1929年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期间与同乡何兹全创办《教育短波》,订阅量达五万多份。抗战爆发后,积极抗日,并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一起组办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任副会长兼总干事,宣传知行统一的教育观及实践论,后曾去延安,出席“战时教育座谈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听过毛的讲话。1940年任成都华西大学教授,主编《中国教育》月刊,并发表了许多文章。出版了《科学哲学与玄学》、《前进的教育与反动的教育》、《教育界的统一组织》等专著。他为抗日民主教育奔走呼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战时教育改造计划》、《战时教育共同认识纲领》等重要文章。因为左倾,受到国民党的通缉,于是1943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先生。1949年,他的毕业论文《孙中山哲学思想的发展》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授。在美他受民盟总部的指派成立了民盟美国支部。中共建政后,他在美组织了一个庆功会,后被美驱逐出境,绕道英国返回祖国,回国后任北师大教授,先后担任哲学、逻辑学、教育与哲学基础等课程的教学与指导,出版了《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等著作。

朱教授刚回国时很受中共重视,又再次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人民日报也报道了他的回国消息,到师大后,先是给他安排到了教育系,但哲学系、政教系的课他也都能讲。但刚过了没两年,风向就完全变了。由于朱先生的耿直,不经意间就得罪了许多人。有一次,有几位青年在他家吃饭,无意间他问起当时的党委书记何锡麟是哪里人,不料不久即有人汇报,说他对学校最高领导竟直呼其名。又一次他讲逻辑学引了艾思奇的一个偷换概念的错误,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说他破坏党内领导同志的威信,告到何副校长和系主任那里,甚至考虑他是否还能讲课,但实际上这个错误是毛泽东最先指出来的,而且马特的文章也引用过艾的这个错误,但马特因文章受到过毛的表扬,他讲就没有问题。所以朱先生感到师大的气氛很不对头,感到整个师大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都非常严重,不像一个学校,而像一个行政机关。

在朱先生看来,师大教条主义也很严重,依靠苏联专家不动脑子,系领导一来就把苏联的讲稿往桌子上一扔,让人们都按这个讲,但朱却说,这叫什么搞学术?干脆不要讲课,灌个唱片放留声机算了。他是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好好讨论并结合着苏联的讲稿来讲,认为搞做学问不是搞行政,不能教条硬来。……。对于当时人们学马列的僵化态度他也提出了批评质疑,称:“现在科学研究多是把马恩列斯的话加以解释,这是汉学,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一步不好吗?”这样就又成了一大罪状,认为他怀疑经典,自高自大。而且朱先生还认为,系领导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上也有偏差,他认为他的老师杜威是承认客观存在的,把他完全说成是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尽管朱先生在美留学时,经常与自己的老师杜威先生激烈辩论……。

由于朱先生的这种实事求是“桀骜不驯”的态度,没两年他就被从教育系踢到政教系去了,到1952年肃反时朱先生就成了中共的批判打压的对象,整他时净是些荒诞的借口,朱先生讲逻辑学讲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分析批判了康德的一个案例,于是在批判他时他的一个助教就说他讲康德,是唯心主义,他介绍学生看金岳霖“逻辑学”中的两页,丛书编委会名单上印有胡适的名字,于是就说他宣传反动思想。据教育家董渭川向他透露,中共当时整他有一套“战略”,即搞臭、搞垮、搞服,是要尽其所能在学生中给他制造坏影响,但朱先生是从容坦荡,批而不服,批而不臭,并称:“在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之下,决不能服……”,称“……虽然我知道不服要吃亏,但我想,人活着是要有原则的,这样服了不成,应当为真理而活着。”称:“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决不能服!”肃反期间,斗了他五次,又一再说这是人民内部的事,但当朱先生问:“宪法哪里去了?”他们说“你想死!”朱说“我只有一个头,拿去好了!”

尽管中共当局想尽一切办法要搞臭朱先生,但因其铮铮的铁骨和精湛的学问,还是赢得了广大学生的喜爱推崇,尽管他因课业太多曾力辞大三的课程,但学生们不答应,还是坚持要他继续开课。所以到五七年整风时期,朱教授的政治热情再度高涨,并开始把建政后党出现的这些问题归纳总结了出来。他认为,就年长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很多人现在是没有主人翁感,但责任并不在他们,而是在于领导;存在决定意识,做客思想有它的客观基础的,事实上是客人就只能有作客思想,事实上是主人就有主人翁思想。如说对知识分子要照顾,这就是把知识分子当客人,如果大家都是主人,就没有什么谁照顾谁了,而是大家照顾大家。真正当家作主才能有主人公感,不要使任何人感到党是当家的,别人是听话的,党群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要推倒墙首先要废除特权,要人人在宪法面前平等,教授要对学校大事参与决定,不是别人替他们决定,自然大家就有主人公感了。但他并不否定党的领导,但他认为党的领导是应在群众之中,而不是在群众之上,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承认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这样党和知识分子的官就会融洽,不再是主客关系了。

另一方面,年轻人都成了不敢说真话的乖孩子,这也是所处地位造成的,留助教,升级,谁说了算,每个人都很清楚,听话有好处,不听话不是调走就是扣上落后的帽子,这一扣,一个人的政治、生活全完了。而积极与落后的标准就是“听话”,要你把鹿说成马,说了就是听话,两千年前的事今天还有,……旧社会拍马屁认为是可耻,新社会拍马认为是靠拢党组织。连升三级,可以当上教务长,这是封建残余。害了中国的教育,害了中国的下一代……

在5月31日在哲学教研组党支部座谈会的讲话。他更是把当这些年来的腐败现象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认为学校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都是中国封建主义的表现。他强调,三害的基础是封建性的。资本主义用了二百年的时间来消除它,我们在五四已做了一次工作,现在我们已经走到社会主义,要对历史发展补课,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就是补课,如果不补课社会主义就不能发展,谁不改谁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碾死。

朱先生还是高校领导体制改革的积极分子,多次参加陶大镛先生主办的民主办校座谈会,并发表精彩的言论,他主张成立教授会,教授应在教学科研问题上居领导地位,行政事务由校委会领导,党是总领导。认为党在人民之中,不在人民之上发号施令,新局面才可能打开。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谈到了整风的意义和困难,他认为,这次运动在党就是消除三害,就我们个人在全国来说就是争做主人。过去虽为公民,但并非为主人,因为不当家,很多地方还要感圣恩,靠别人恩惠,就只能当客人或仆人甚至奴隶,现在校领导讲话时常带一种“天下是我们的,我们当家”的口吻,他们把天下分为几等人,这就是天下为私的表现。这是只知民主为社会主义的前身,而不知为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

但他也充分看到了这个运动的困难之处,指出这个运动是有矛盾的,因为批判别人容易,批判自己很难,都会感到很痛,所以变天下为私为天下为公是很难的,现在校领导的所作所为就是处处在为自己辩护。不过他相信有党中央毛泽东的支持,认为应该有信心把运动进行到底。

朱先生的书生热诚和爱国的赤子之心的确是光可照人。他还要从揪责任的角度来警示后人,他认为在这种制度下,把事情办坏了,如果揪责任,只能由党员来负责,甚至基层党组织来负责,上级布置可推一部分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这样毛也应负责任,因未早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却早已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对马列主义的很大发展。

他对这次整风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对毛还抱有殷切的期望。称:党的威信现已比50年时大为降低了,所以现在搞这个运动很有必要,总的来说,运动会巩固提高党的威信,当然个别党员的威信会有所降低,这样的整风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还是第一次,只有毛才提了出来。

总之,朱先生是想借整风用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为纲为社会主义民主开创一个新局面。但反右的残酷现实,彻底击碎了他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政治理想,毛泽东的光环也在他心中彻底破灭了。所以他在反右中拒不认错,而是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而他的这种坚持使他遭受了更大的打击,直接取消了他的教授资格,让他长期在校内劳动改造,不给摘帽,不许给学生上课。老婆也与其离了婚,带着他可爱孩子朱光凄然离去。

文革开始后不久,朱先生就被集中到了劳改队,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遭受抄家、批斗、劳动改造,但他并不服气,据化学系大右派徐光华讲,当时对这些“牛鬼蛇神”改造的重要内容中有一项就是责令每个人当众讲述自己的“罪行”,每到朱启贤宣讲时,他总是自豪地把自己的“罪行”说成功绩,如什么观点是他提出来的,他是如何拥护毛泽东的发扬人民民主,批判官僚主义,批判腐败特权,批判走资派的,气得主管的红卫兵鼻子都歪了,赶紧呵斥,但他说的都是事实,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到了1968年春,全国形势一片混乱,毛不得已斩了自己的几个中央文革的爱将,将王、关、戚、林等拿下以谢天下,次年江青又无中生有地以“为二月逆流翻案”为名,揪出杨、余、傅作为平衡,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显示造反派的力量,各地造反派加强了对“黑帮”、“牛鬼蛇神”的批斗,1968年4月8日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兵团又搞了一次全校大示威,押着走资派、黑帮、教授游街示众,又是像66年那次游斗那样,连打带骂,连推带搡,这时戴上尖尖的高帽,挂个大牌子已不算什么了,有时还有人还上去扇这些人的耳光,给他们脸上泼墨水。在这些人中,朱启贤是被折磨得最惨的。

由于朱启贤的高傲倔强的性格和他的拒不认错,所以把他看作是试图翻案的典型。而且这时运动的重心已开始向“清理阶级队伍”转移了,这下极左分子们终于找到了置朱先生于死地的借口,这时朱的罪名就不再只是死不悔改的大右派了,而是变成了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了,连他原来的副手何兹全先生都被冠以国民党陈立夫的CC系特务了,作为主帅的朱启贤更是要罪加一等,成了罪大恶极的拿陈立夫钱的CC系特务头子了。

在4月8日这个号称“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游斗中,师大所有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人都被拉出来斗了,其中朱启贤的胳膊被撅得最高,头被压得最低,“喷气式”的姿势是最到位的,让他戴着高高的尖帽,压着他哒哒哒地飞跑,他则脸色通红痛苦地喘着大气。正如何兹全晚年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几个人驾着一个,压低着头,两臂往后背高高掀起,敲锣打鼓在校园内游斗,这种残酷形式已不能走路,还要押着飞走,我的左臂被折变形,肿了好久,至今不能伸直。游斗散后,路旁坐着好几位被斗的老人,面无人色,在那儿喘息。当天下午还要去劳动。……”,这是脾气温和的何先生的描述和感受,而性格倔强的朱先生的待遇就更可想而知了。

游斗完第二天或第三天,紧接着又在北饭厅开全校的批斗大会,批判朱启贤、何兹全和图书馆馆长王曦,从何先生的描述中可看到当时批斗的情况,把他们两臂往后撅,头被压得很低,屁股撅高,站不住,跪不下,头昏心慌,朱启贤被撅的痛得高声大叫,后来被拉到后台,大概打了一通,又拉回来,王曦则低声哭泣,这样斗了几个小时,回去时都已经半死了。这是陪斗何兹全的描述和感受。 但这还并不算完,散会时红卫兵又告诉朱启贤,明天11号还要继续批斗,看来他们确实是想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批斗折磨来逼死倔强不屈的朱启贤。士可杀不可辱,也就是在11日凌晨,耿直倔强的朱启贤先生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来表示对专制独裁政权的最后抗议,这个世道已不是讲理的地方了,所以他把他平时积攒下来的安眠药拿了出来,一口吞服了下去,愤然离开了这个红魔恶世。

本来还有一些人物可写,如师大中文系穆木天教授、李长治教授、王古鲁教授、刘盼遂教授,还有教育系的董渭川教授、但因时间来不及了,就只能等到以后再说了。

参考资料:
北师大社教办编:北京师范大学右派言论集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
张静如:暮年忆往
丛立新: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
吴迪、赵惠中、丛立新:北师大文革大事记
王明泽:工一楼的记忆

作者简历:黄大地,1953年生,1966年文革时是123中初一学生。1969年初到陕北插队,1976年病退回京。1980年到师大图书馆工作。2013年退休,现仍研究、笔耕不辍。

转自《华夏文摘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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