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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沉思忆白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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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明

【按】白桦因《苦恋》而成名,《苦恋》则因‘你爱祖国,祖国不爱你’而引火上身。其更深层的寓意为,并非祖国不爱凌晨光,而是占领中国的中共不爱他,非但不爱,还残酷迫害。既如此,被中共劫持的共产中国也不值得留恋,遑论热爱。这才是《苦恋》被查禁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共匪变异的爱国主义观念,使草民党国不分,是非不辩,成为“党不知有民,民却维护党”的愚民、贱民,以至其对国家民族的认知,还不及中国古人清醒。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那时的人都知道远离乱邦危邦,都懂得用脚“投票”。千百年来的神州大地,国家兴亡,朝代更替,有时是有道伐无道,如武王灭纣,但中国的性质保持不变。有时则是无道伐有道,如共匪颠覆民国,使中国异化变质。中共从一开始就是前苏联的代理人,至今仍对俄国亲近。严格地说,牠们不属于中国人。黄俄中共所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根植于共产邪说,专事毁灭中华文化,铲除社会正义。按照明末大儒顾炎武的标准,中国大陆不但国已亡(共产中国取代正统中国),天下亦亡(指固有文化断根,民族精神尽失,正统价值观破碎)。因此,爱国必须祛共,祛共才是爱国。□

前半生的曲折坎坷

白桦原名陈佑华,河南信阳人。他的父亲原是乡村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幸惨遭日军活埋。他从当地初中毕业,先后考入信阳师范和潢川中学,皆未毕业。但是此时他已显露了文艺的天才,十五岁就在地方报刊上发表过诗歌。1947年他加入了解放军,投身国内战争。在征战中成为宣传鼓动人员。

作为革命战士,他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革命理想。从中原一路转战到达云南边陲。他的早期作品饱含了少数民族的艺术风情。《山间铃响马帮来》在五十年代就拍成了电影。影片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成了当时青少年的流行歌曲。诗歌和短篇小说接连发表,他作为新中国新一代最年轻的作家被调往北京学习和工作。他跟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当红青年女演员王蓓热恋成婚。金童玉女,繁花似锦!

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再上层楼一展才华的时候,中国的天空忽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他被划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成为军队中被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阶级敌人。他因言获罪的右派言论是:1应当允许文艺工作者有个性,2给他们创造创作的条件,3作协应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而不是衙门。白桦下厂当钳工,王蓓也被“限制使用”,不再出演影片的一号女主角。但是他们没有离异,王蓓继续克尽人妻的职守,成为白桦背后温情的港湾。我曾经问过白桦,在阶级斗争持续严紧的时代,怎么会仍能回到部队去工作?他告诉我,部队的个别老首长仍念旧情。部队单位有时在军令之下反而可以比在地方上获得多一点遮蔽。所以他在1964年又去了武汉军区重操文艺旧业。

右派分子,即使已经摘帽,一般是不准发表文艺作品的。白桦多么希望重获创作的机会啊。他一直没有颓唐消沉。文革爆发以后,他很快创作了抒情诗《放开我,妈妈》,描写了中学生敢于反抗政治的束缚,说出真相的造反派形象。诗中把父兄的地下党斗争和文革造反连接成一线,一起来歌颂。当时我就觉得不像是中学生的手笔,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诗人白桦的文革作品。造反虽然是文革化的主题,但是在文革初年的肃杀气氛中能够读到一首以少女呼喊口吻的抒情诗,真有一种“十里惨白一点红”的异样感觉。闲谈中他还回忆了文革后期,电影《创业》遭到四人帮打击,他支持和帮助作者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的事情。我从心底里感觉到一种敬佩。 从五十年代开始,我见过长辈中无数位被打成右派的老知识分子。我必须说,(除了顾准、邵燕祥等人),绝大多数都是沉默寡言,无心过问政坛或文坛大事。至少表面上必须装成如此。可是白桦不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诗人和作家,甚至连帮助张天民给毛泽东上书的风险秘事都敢参与,万一龙颜大怒,那可是欺君大罪,要杀头的。白桦真是胆大包天!所幸上书居然还办成了。《创业》得以公映成功。

在跟白桦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他的一颦一笑中有一种体制内作家的狡黠机智。这是在国内生存的必要本能,外国和港台作家的身上是没有的。但是恰恰是他既有这样的本能却仍然敢做敢当,则更加令我发出由衷的赞叹。谈起八九六四在德国的情况,他告诉我,现在(九十年代)国内的学生和青年跟你们这些人(六四群体)不一样了。完全没有“为家国、为民族生死以之”的献身精神!这大概就是当今精英人物中那种精致个人主义的雏形吧。我也观察到,白桦丝毫没有军队党员作家的马列愚忠气息,他从心底里摒弃了官方的宣传教条。我问“有没有别的意识形态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他说得非常斩钉截铁,儒家不行,道家不行,禅宗也不行,基督教不行,新儒家也不行……我觉得,他有他的爱的哲学,爱文学,爱别人,也被人们所爱……

被禁锢的影片《太阳和人》

白桦真正成名的竟是一部完全禁映的电影。剧本原名是《苦恋》,拍成的影片是《太阳和人》。现在人们把《苦恋》归纳为伤痕文学。庶几近之吧。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的一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上,引起了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悲剧”的争论。从此涉及文革悲剧的文艺作品皆被归类于伤痕文学。《伤痕》是个短篇,涉及的是干部子女在文革之后的心理悲剧。王晓华本是受人欣羡的革命后代,文革中忽然变成了走资派和叛徒的“黑帮子女”,忙不迭跟父母划清界限,等到文革结束,干部获得平反,王晓华想要跟母亲重叙亲情,却不料母亲已经撒手人寰。

《苦恋》所描述的主题远比《伤痕》更加深刻而广泛。《苦恋》是以画家黄永玉的部分经历为原型,描写了画家凌晨光因进步受国民党迫害而流亡出国,又为祖国建设而海归,却在政治运动和文革中一再蒙冤。当他的女儿出国的时候,他仍极力反对,女儿问道:“你爱你的祖国,祖国爱你吗?”凌晨光最后在冰天雪地中倒地爬行,再也不能起来,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个用生命写就的问号。惊天一问,遂成绝响。实际上是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政策的严肃诘问。邓小平恼羞成怒,立即下令查禁《太阳和人》,至今没有解禁。

我是文革后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文革浩劫之后的大学生活令我们每个同学都充满了使命感。全班一半以上都是有过文革经历的非应届高中生。对于浩劫中文艺界的惨景记忆犹新。《伤痕》文学的争论又直接发生在复旦校园。右派分子刚刚获得“改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紧箍咒又已卷土重来。白桦的《苦恋》出得极快,右派的桂冠刚刚去除,作品已经在《十月》上发表。影片刚一送审,就遭严厉批判,白桦此时刚刚年过半百。

我们同学中有一种说法,不出名的作家,情非得已要讲些假话;如果略有些名气之后,仍不得不讲些半真半假的话,但好歹要讲一点真话;一旦出名成大作家,就应该敢于完全讲真话,不讲假话!白桦在当时已经有了些知名度,但巴金、茅盾、丁玲都还健在。已知天命而不畏天命的白桦却敢为天下先,就是要把真话捅出来。横遭批判,白桦并没有止步不前。他又创作了《吴王金戈越王剑》借古讽今,用诗剧的语言点出了“权力–腐败–灭亡”是独裁君王的历史宿命。新旧世纪之交,已经逾七望八的白桦依然言辞锋利地书写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磨砺十年,吐尽心中块垒。该说的话,都化作诗的语句,悬挂在云天之上,珍藏到名山之间。诗中他质问国人有眼无珠,他赞美林昭“怀疑太阳”!诗人早已把尘世的生死和利禄置之度外了。反右之后,白桦一度想要自杀。在《苦恋》挨批之后,安慰和鼓励的电报却如雪片般地飞来。晚年更把红尘看淡。

惊闻白桦先生的噩耗,我重温他诗中的警句,禁不住悲从中来,愤怒的谴责冲口而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你们都瞎了眼睛!敢做敢当的中国当代作家白桦你们视而不见,却把奖金发给了畏首畏尾、虚矫滑头的高行健和莫言!

中西文化互动的不对称

九十年代白桦先生跟我联系,是想找到能够翻译他的长篇小说的翻译者。文学作品翻译成德文,总需要德国汉学家译者才能胜任。虽然我写过多封信件,也曾专门到柏林寻访译者,可是没有人愿意翻译现代中国的长篇小说《远方有个女儿国》。这是白桦控诉文革罪行的一本小说,仍然带有边疆少数民族的特点。这件事没有成功,令我十分遗憾。但是这不说明我们没有努力。而是存在一个中西文化互动不对称的问题。

我发现,中国读者对于欧美社会的平均认知远远超出欧美读者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知。欧美社会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中国知识界基本都有大致的瞭解,可是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欧美社会仅知一个大略,甚至完全无知,而且也普遍缺乏深入瞭解的兴趣。有的汉学人士甚至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德国知识界主要的兴趣从来都专注于古典的中国;而现代的中国,能引起兴趣的内容太少了。德国汉学界太少介绍现代中国,所以德国社会也就对现代中国瞭解不多。当然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祸患,尤其是文革浩劫的贻害也认知不多。一旦形成恶性循环,译者和出版机构也就必须考虑商业的效益前景了。九十年代如此,当今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或许情况好了一些。但是经贸交流有所成长,并不等同于文化艺术方面的深入互动。欧美政界长期都有一种奇怪的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毛邓到江胡习都不像苏共斯大林勃列日涅夫那样残忍野蛮。西方大量翻译出版《古拉格群岛》、《日瓦格医生》,并全面加以介绍,当然比较瞭解斯大林体制,可是西方至今不翻译《苦恋》,不全面介绍《告别夹边沟》这类揭露中国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罪行的作品(在洗脑方面远远超越苏共),当然很难想像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有多么灭绝人性。欧美各国对六四血腥行为的逐渐宽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导致今天国际法治秩序被中国当局粗暴践踏,政经各界方才有了一点点醒悟。离开彻底认清中国当局真实面目还存在相当的距离。

节选自《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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