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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西语系四教授 文革三死一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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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

【按】文革中含冤离世的北大教授远不止俞大絪先生等四人。共匪对大陆教育界、知识界的系统迫害、摧残、改造,从其篡政后一直没有停歇,尤以五七年的反右和六六年的文革最为邪恶。中华传统文人身上的民族气节与道义担当被绞杀殆尽。中共国特有的逆向淘汰机制在当今的大学仍在高效运转。中共不除,北大、清华本质上不过是“梁效”的延申和翻版。近期北大马列学会毛左学生的返祖就是明证。而即便中共今天倒台,清除共匪的邪恶烙印,让大学和学子回归正常人类,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燕京大学由对中国有着特殊感情的美国人司徒雷登1919年创办,校址就在今天的北京大学。1929年后,燕大在中国注册,从此开始遵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校长开始由中国人担任,司徒雷登则出任教务长。

民国时期,政界、经济界、知识界都很重视英语,燕京大学因出色的英语教学而闻名遐迩。创办于1923年的燕大西语系(西洋语言文学系)与国文、历史、社会、新闻等系科一样,是燕大发展最为突出的系,其负责英语专业教学和全校的公共英语教学,目的就是“培养西方语言文字方面的人才,加强燕大学生与国际交流的语言能力”。其在英语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师资力量一度也非常雄厚。

中共建政后,于1951年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有着美国背景的燕大自然没有逃脱,不少教授受到波及和批判,并被迫洗脑。其后,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随之而来的是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

1952年,燕京大学被解散,燕大西语系主任赵萝蕤以及西语系的俞大絪、胡稼贻教授和青年教授吴兴华四人,被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在随后的“反右”运动和文革中,他们都身遭厄运,文革中,三人被害死,一人发疯。

俞大絪服药自尽

提起俞大絪和其丈夫曾昭抡,在民国时期的学界也是知名人物。二人乃是表兄妹,曾昭抡是清朝后期著名大臣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的曾孙,俞大絪则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三百年来第一学者”陈寅恪先生的表妹,其哥哥俞大维曾任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国防部长。在国民党撤离大陆前,蒋介石曾力劝二人前往台湾,但二人却予以拒绝。其后二人返回大陆。

在燕大被解散后,对英国语言文学有着很高的素养和深入研究的俞大絪,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当教授。丈夫曾昭抡则先后在北大教书,在教育部任职。同其他对新政权怀有希望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身心全投入了自己的热情,并接受中共的思想改造。五十年代,俞大絪曾受命向台湾喊话,对其哥哥俞大维作“统战工作”;当时还在燕东园的草坪上拍了她家人的照片,说要送到台湾去。

1957年“反右”运动中,曾昭抡被划为“右派”,并被撤销了职务。1958年4月,他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并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而俞大絪则继续留在北大西语系工作。她运用多年英语教学经验和英国语言文学素养,潜心编写全国统编教材《英语》第五、六册,受到各方重视和好评。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爆发后,天各一方的俞大絪、曾昭抡先后被迫害离世。1966年8月,北大红卫兵到一些教授家中抄家,这其中就包括俞大絪的家。俞大絪被抄家时,恰好是独自一人,她被强迫下跪不说,红卫兵还剥除了她的上衣,用皮带死命抽打。红卫兵走后,俞大絪悲愤难抑,遂服药自尽,终年61岁。那一天是1966年8月25日。

而她的丈夫曾昭抡在承受着丧妻之痛的同时,也被武汉大学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1967年12月8日,罹患癌症的曾昭抡悄然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

胡稼贻之惨死 关于胡稼贻教授,可搜索到的资料并不多。据《南渡北归》所载,胡稼贻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由二级教授降为六级。文革爆发后,他也被送入“劳改队”。

一天,胡稼贻在校园劳动时,突然瘫痪。其妻子把他送到北医三院救治。医院要求北大出具公函才可以给他看病。西语系出具的公函这样写道:“该人是我系右派分子,请给予一般治疗。”医院见此,遂给了几个药品将其打发出院。回家后,胡稼贻的病情越来越重,终于1968年1月撒手人寰,死时不到70岁。

吴兴华被辱惨死

吴兴华,浙江杭州人,现代诗人、学者、翻译家。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据说他非常有才华,精于多门欧洲语言,在新诗写作方面成就极高,外文译作备受称道。夏志清先生曾有言,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学养而论,有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代是陈寅恪,第二代是钱钟书,第三代就是吴兴华。

另据其女儿吴同撰写的回忆文章:爷爷为中医,但酷爱文史,家中藏书颇丰。听父亲家人讲,他自幼聪慧过人,自开始学步时起就与书本结下了不解之缘,常常一整天待在爷爷的书斋里,年仅4岁即无师自通地阅读《资治通鉴》。起先爷爷奶奶对此并未留意,还以为只是小孩子好奇而已。

其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父亲不仅“过目成诵”,而且悟力极高。5岁入学后老师们也都惊叹其天赋,神童之誉不胫而走。少年时代的父亲手不释卷,博览群书,酷爱诗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父亲未满16岁即发表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诗坛,并于同年被燕京大学西语系破格录取。

吴同写道,初入燕大,吴兴华即崭露头角,显示出非凡的语言天赋。他原有的扎实基础是英文,随后又学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每学期均以最优成绩名列第一。他还利用余暇自修拉丁文及希腊文,也是一学便通,以惊人的进度达到了熟练的水平。“父亲曾与钱钟书先生对谈古诗源流,博学如钱先生者,对父亲的学识竟亦不禁叹服。”

按照吴同所言,吴兴华毕业留校后,除校译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全集》外,还为杨宪益先生校订《儒林外史》,也为古希腊专家罗念生先生校对过不少文稿。他还为李健吾先生翻译大量拉丁及希腊文戏剧理论,但那些译稿都在文革中不知去向。

毋庸置疑,才华横溢的吴兴华在中共治下是不可能施展抱负的。1957年“反右”,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除了遭受内批外斗外,还被取消了授课和发表论著的资格。

文革爆发后,吴兴华被划入“劳改队”并遭到红卫兵殴打和抄家。据《南渡北归》记载,1966年8月3日,吴兴华在校内烈日下“劳改”时,口渴难耐,遂向监工的红卫兵讨水喝。几个监工为惩罚他的要求,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对待。当天夜里他被妻子拉回家不久即断了气。红卫兵却坚持说他是以自杀对抗文革,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且不顾吴妻反对,把尸体拉到医院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剖开的尸体尚未缝合,又被强制拉到火化厂火化。其时年仅45岁。

监工对他进行了怎样的残酷对待?吴同援引目击者的证言:他被“红卫兵小将”强行灌入阴沟里的污水,中毒昏迷后又遭到这群暴徒棍棒相向,拳打脚踢。

可叹一代才俊,就此别绝人世。其妻子和两个女儿随即也被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度日,并饱受欺凌多年。

赵萝蕤精神分裂

文革中陈梦家选择了自杀,终年不到60岁。受此刺激,赵萝蕤再度精神分裂,住进医院。

赵萝蕤自幼长在苏州,14岁时随父亲赵紫宸进京。赵紫宸其后在燕京大学担任宗教学院教授,兼任中文系教授。两年后出任宗教学院院长。生活在书香门第之家的赵萝蕤也自然十分聪慧,1928年,她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次年,转系攻读英国文学。人称“神仙妹妹”,是燕大有名的校花。1935年,赵萝蕤从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转入西语系任助教。

在燕京大学,赵萝蕤结识了自己的夫婿、才子陈梦家。1936年,二人结婚。抗战期间,两人共赴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赵萝蕤一面在家操持家务,一面做些翻译工作。1944年,陈梦家作为交换教授,赴美进修,赵萝蕤与之同行。在美期间,陈、赵夫妇会晤了他们崇拜的、当时已名声大噪的著名诗人艾略特。艾略特是陈、赵都非常崇敬的现代派大诗人,而早在清华读书时,赵萝蕤就应戴望舒之约,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她也是《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

1947年,陈梦家先行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同时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赵萝蕤回到北平后,任燕大西语系教授,后又兼系主任,为建设一个一流的英文系四处奔走,延聘人才。

在1951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赵紫宸、陈梦家和赵萝蕤都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厄运。赵萝蕤检讨的同时,还要与父亲“划清界限”。燕大解散后,赵萝蕤去了北大,陈梦家则被赶到考古研究所。

“反右”运动爆发后,陈梦家被划成“右派分子”,其罪状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他随即被“降级使用”,并一度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种田、踩水车等。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

文革开始后,陈梦家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再次被批斗。他被强迫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写检查。不仅如此,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古玩器具、丰富的藏书都被一扫而空。夫妻俩也被赶出了自己的房子,赶到了一间小破屋里住。此时,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曾两次发病,但是无法送入医院。

不堪受辱的陈梦家选择了自杀,并在第二次取得了成功,终年不到60岁。受此刺激,赵萝蕤再度精神分裂,住进医院。晚年的赵萝蕤膝下无子女,独自一人与古雅的明代家具和藏书为伴。1998年辞世,享年86岁。

结语

没有人否认,如果燕大西语系这四名颇具才华的教授不是生活在大陆,他们一定会拥有更圆满和幸福的人生,而这一切在他们选择留在大陆那一刻起就与之无缘。无疑,类似他们的悲剧自中共窃取政权后,不是一起,两起,而是成千上万起,中共残害文化精英、毁我中华文化之恶行,罄竹难书。

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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