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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在旗杆上升起——评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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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脖子树

一、“众星拱月”天作图

1949年春夏,是国民党政府收获失政恶果的季节。4月23日长江防线瓦解,南京陷落;5月3日,杭州弃守;5月27日,上海败退。中华民国半壁江山难支,大厦将倾。蒋介石退居幕后策划撤退台湾,试图在复巢之下,抢回几只完卵。

上海经济杂志社的曾联松处于十分兴奋的状态中。他还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称为“38式”老党员。十余年来一直在地下党控制的刊物里工作。现在一下子从地下工作转到地上公开活动,顿时感到云开日出,豁然开朗。

7月,曾联松看到报纸刊登征集新中国国旗设计方案的公告,不由得跃跃欲试。他连续多日搜索枯肠,构思方案。一个晚上,天空月朗星稀。此情景顿时激发了曾联松的创作灵感——众星拱月,不,众星拱北斗——国旗设计图案闪现了。他决定抓住新中国政权特征作为主题,进行创作。

曾联松用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用四个小星代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提到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他把大星置于红旗左上角,四小星布列右下方,那颗大星顿时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统领万物、俯瞰大地的气势。在尺寸比例上,大星的外接圆直径为小星的三倍,凸现了主从、隶属关系。他还在大 星中镶嵌入共产党党徽镰刀斧头的图案,使得图示意义一目了然,

曾联松让每个小星的一个星尖指向大星的中心。它们排成半环状围绕大星,如卫士般拱卫宿主。曾联松之苦心孤诣,旨在展现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阶段性的现实,也希望这样的政治框架,能永久延续。

红色代表了革命,红色是鲜血的颜色,配以金黄色星星,光彩闪耀,灿烂辉煌。

二、众说纷纭归一统

正像寻常百姓家提前为新生儿准备衣服、尿片一样,北京也在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筹备国旗、国歌。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设立了第六小组,专职负责这项工 作。组长马叙伦,成员有叶剑英、张奚若、田汉、沈雁冰、郑振锋、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欧阳予倩、廖承志12人。

第六小组收到了全国寄来的2992幅国旗图案。曾联松的五星红旗初选即被淘汰。小组筛选到最后,留下三幅进入最后一轮评定。这时评委们意见出现分歧,争执不 下。这几幅基本上是红底上布置一个五星,代表新民主主义政权。但在表现中国特征上,有的在旗帜下方设一条黄带代表古老的黄河文明;另一些人认为应设两条黄带,一条代表黄河,一条代表长江。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流域文化更代表现代文化;还有的主张设三条黄带,除黄河、长江之外,珠江是国民革命乃至共产革命的根据地,此江在当代中国历史的地位不容忽视……

最后,田汉建议将这几个方案提交更高一层的扩大会议复议。他又从落选的方案中挑出一些,总共38幅,一起列入复议范畴。田汉对五星旗的图案印象深刻,这样,曾联松的设计又咸鱼翻身,编为“复字32号”。此时的田汉同时分管国歌的遴选工作,是筹委会第六组的重量级人物。

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了18位社会知名人士共同议事。当讨论到国旗时,意见又一次出现了分歧,大家只好把目光集中到毛泽东那里,等待着他的意见。毛泽东从桌上拿起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这是32号设计图,大家看怎么样?”然后,这位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微笑着把目光扫向扩大会议的成员,等待大家的回答。

张治中第一个表态:“我同意32号!”贺绿汀接着表态:“我也同意32号!”随后,会场上出现此起彼伏的应合之声。

待大家意见基本一致后,毛泽东慢慢地说道:“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我看这个图案也是个较好的图案。”“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革命人民的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我们是又团结又革命,大家看好不好?”

毛泽东回避32号方案带有“一党独大”专制色彩的敏感话题,用“又团结、又革命”这样一个机巧玲珑的修辞,令反对者不好开口。

民主人士第一次领教这种“上级引导、下层服从,不投选票、当面表态”的民主协商的奥妙。

毛泽东接受了部分代表的皮毛建议:一、在“大星”之中省略镰刀斧头的党徽标记,使得32号方案的“党国”色彩隐晦了些;二、行文中不用“大星”“小星”的称呼,统称为五星,以废除修辞上的诸星不平等。这样,民主党派感觉上舒服了一些,大家鼓掌通过。

三、是是非非说五星

建国之初,共产党挟持着打败国军八百万的胜利的余威,声势不可阻挡。共产党执政大势所趋,毛泽东出任新中国元首也是历史选择。毛泽东抓紧有利于共产党倾斜的历史时刻,趁势展开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蓝图。他要把“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一暴力规则,列入新中国的永恒法典。

曾联松的五星红旗是对毛泽东意图非常明确的诠释,毛泽东一见钟情。从此,一党专制的政治含义,标示于国旗之上。一个违背民主宪政的倒退理念,实现了合法化、神圣化。

共产党忘记了他们是怎样批评国民党政府专制的,忘记了他们是怎样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忘记了他们对统一战线中的伙伴以及追求民主的人士是怎样承诺的。

民主党派方面,他们为共产党眼花缭乱的成功所眩晕。好多民主人士见了毛泽东直伸大拇指称赞。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当面直说毛主席伟大,弄得最能容纳 奉承的毛泽东都有些不好意思,回答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

民主党派在国共争夺天下的角力中,没有寸尺武功。至多在国共合作时期,用舌头尖子帮过共产党的忙,反对过蒋介石。现在共产党革命胜利,他们被延请入京,共商国事,已 经受宠若惊。那几位飘然长须,俨然一身正气的民主君子,过去抱怨在蒋介石手下不好做官,这下子入阁新民主主义政府,看起来顺风顺水,不由得乐颠颠的,题词 赋诗,道万福说吉祥。也忘记了民主政治中的在野党的功能。

五星红旗具有明显的政治错误。泱泱大国之旗,突出的是一个泱泱大党。表现的主题是党大民小,人轻官重。使得刚要迈步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从一开始就滑向一党专制主义。这个历史的倒退,没有在它溜坡的开始阶段刹住车,下滑速度愈来愈快,以致后来要制止它,需要付出被碾死的生命代价。

毛泽东早在1949年,就着手削弱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推出“一党独大”;到了1957年,通过反右,他彻底摆脱民主党派的监督,实现了“一党专制”;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摆脱党内制约,成为这个专制政党的至高无上的终身领袖,终于实现了由“一党专制”向“一人专制”的转换。

这一切都是从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的那一刻开始的,是在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下进行的。

五星红旗的政治错误还表现在四小星的代表意义上。除去毫无掩饰地矮化民众的一层意思,即使是在1949年,把人民划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不全面的。例如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作用,在于他们的知识精深与否,而不能以他们自身财产的多少而论。他们不属于哪一个阶级。毛泽东的粗糙阶级理论搬到 国旗上,让好多人在旗子上找不到他们的影子。国旗缺乏了国民的代表性。

毛泽东的阶级理论,强调工人阶级为主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利用小资产阶级,斗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把一国公民政治上分为三、六、九等。“四小星”代表四个不平等的阶级,有悖于一个民主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利一律平等的原理。

五星红旗是一个谬误。高举着它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走入一个荒谬的时代——毛泽东时代。

四、打着红旗反红旗

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是对人的解放。随着改革的深入,邓小平不得不废除毛泽东摧残人性的阶级斗争理论。以阶级划分做为国旗设计的理论废除了。

引进外资,采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颠覆了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改造、斗争、以致镇压的专政理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那颗星,一星独亮,辉压群斗——这也不是原教旨所提倡之主义。

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因为国旗上从来没有给知识分子留有位置,只好让他们暂时寄居到工人阶级的星座里。知识分子有了名份,人心大安。邓小平利用同一个摊位,既卖羊肉,又卖狗肉,实用性很强,虽然人们知道羊和狗属于不同科目的动物。

江泽民提到的资本家可以吸收入党,资本家不仅可以持有钞票,亦可持有党票,疏通了资本家的从政之路,赋予了资本在政坛的发言权。

当然这一切的改变,都是不改变共产党这颗大星的主宰位置为前提的。本质还是一党专制。

对于一个小从小学就戴着红领巾向国旗致敬的人来说。一党专制的灌输因为习惯而成为自然。国际人士则往往只笼统地把五星红旗当作一个中国的标志符号,并不求甚解。但是,对于一个正常的人,了解到五星的含义,则顿时感到它的专横狭隘而心生厌恶。对于台湾人来说,更是一个强烈刺激:既然你共产党把一党专政标示于国 旗,列之于法典,容不得异党异派,那还和我们谈什么呢?

只要五星红旗依然作为一党专制的象征,作为党国一体的符号,我只有盼着它早日从旗杆上落下来。

节选自《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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