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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的邪恶 (五):敢做不敢当的罂粟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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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脖子树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咸丰皇帝“驰禁”鸦片,允许种植罂粟。试图以国货斥洋货,阻止白银外流。皇帝圣思:与其让你英夷毒害我天朝还收高价投毒费,不如我自己仰脖子把那毒药先灌进肚里,省了这笔冤枉银两。咸丰这项自力更生的鸦片政策,导致国产鸦片数量激增,1890年达60万担 ,是进口量的十倍。水涨船高烟民也暴增十倍,达数千万人。身体佝偻成大虾米状,捧支烟枪侧卧烟榻,拖着大辫子吞云吐雾,成了中国人赢弱、麻木、耻辱的形象。鸦片于国于民的危害不只令有志之士痛心疾首,无识草民也深忧其患。此情此景,如果革命党不呼吁禁烟,那无异于公鸡不打鸣,还要你这鸟党作甚!

国民政府对于禁烟有严格法律,其中包括死刑。

共产党在苏区也曾经厉行戒烟运动,在川北苏区、戒除大烟的举措很有成效,被人称赞。

红军长征进驻陕北后,情况发生了改变。

陕北地区贫穷落后,工商业萧条 。红军在陕北立足,首先就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林伯渠主持边区政府时期,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是从鸦片烟而来。通过向鸦片贩子征收过境税和出口税,筹集经费。而其它商业税收少得可怜。

1937年9月-1938年4月张国焘任边区政府付主席期间,推行农业累进税法,征收救国公粮。使得农业税收大为增加,总税收从1937年9月的7万元到1937年11月税收的16万元,这16万元只是够陕北党政机关需要,军队、学校、医院等大宗花费还要靠鸦片税收支持。

征收鸦片税意味着什么?征收鸦片税意味着贩卖鸦片,吸食鸦片的合法化。原本该逮捕、该枪毙的毒枭缴过税就成了正正经经的生意人,大摇大摆进出陕北。

在陕北打土豪恶霸、围剿土匪,缴获的往往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西砖”――制成砖块状的西部烟土。对这些烟土怎么办?红军不像林则徐那样没眼光摆在广场上放火烧毁,还邀人前往观礼。红军透过烟土看到了白花花大洋。他们把这些烟土随行就市悄悄卖掉。这就产生了最早的“烟土公卖”活动。苏维埃政府加入了毒枭行列。

大生产运动也是为了解决延安经济困境,一亩罂粟所产烟土(约50两)的价值,约为20多亩棉、粮田产值,种植罂粟利诱巨大。既然政府已经操纵了烟土市场,已经充当了毒枭大王的凶恨角色,对于再加演一个朴实的罂粟园丁的角色,会有什么不好意思吗?一个整个都掉到泥塘的人,还在乎袖口粘不沾灰尘吗?

就这样,政府、军队变成了种植、制造、销售一条龙的烟土托拉斯。共产党独得鸦片一条龙的全部利润。财政税收因此大增。经营烟土所得占了全部税收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说延安是毒巢,也不过分。

弗拉基诺夫到达延安时,这种红红火火的延安鸦片经济已经颇具规模了。1942年8月2日,伊戈尔-瓦西里耶夫-尤仁,苏联塔斯社的无线电台负责人,应邀和几位中共领导聚会。其间毛泽东教他打麻将。尤仁趁机发问:” 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硷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 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弗拉基米诺夫还有更多记叙:

“中央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在茶陵,原在后方的120师部,拨出房舍用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那里运往市场。”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尽管陕北内部种植贩卖大烟是公开的秘密,但是对外宣传上,共产党矢口否认,装做若无其事。弗拉基米诺夫在笔记里记录了美国军事考察团访问的前夕,延安内外一片忙碌,许多人忙着铲除墙上反对蒋介石的标语,换上“支持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加强抗日统一战线”,“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的标语。军队也忙着执行紧急任务, 铲除道路两旁长势良好的罂粟。这些道路预计美国军事考察团是要通过的。

60多年后,社会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曾亲自到南泥湾实地考察,这位学者揭露:“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359旅用极其野蛮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量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的。——”张耀杰还说,他的研究中共党史的朋友告诉他,这些事情在中共内部文献中也有记载。 可是《毛泽东选集》注释却说,张思德是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的。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的讲演中吞云吐雾,什么死得轻于鸿毛啦,死的重于泰山啦,挺忽悠人。却不敢讲死于烧制鸦片烟该身价几斤几两。而且演讲题目《为人民服务》就是个错误,正确题目应该是《为人民烧鸦片》。

延安大量生产烟土的历史资料太多了。他们和弗拉基米诺夫、张国焘等的记叙互相印证。这里再举共产党自己的一些文献作证。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行边币取代法币,银行的平衡基金不是黄金、白银,而是烟土。1943年边区金融危机,边币贬值,12月17日,西北局作出的第一条决定就是“速卖一万二千五百斤特产,派干部下去”(王思华,《金融与物价》1943年)

《李锐、范元甄1938―1960通讯、日记集》记载,延安整风后,干部赴东北开辟解放区,随身携带鸦片作为经费。1946年11月19日范元甄信中说:“这次干部中带大烟的人多极了,夏淑贤等都是二、三十两。仅在白城子就没收了一千多两,未查出的还更多” 李锐1946年12月27日回信:“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这里的“代金”,和谢觉哉日记中的“特货”、王思华的“特产”都是一个东西的代名词――就是英文的Opium,音译“鸦片”,雅名“阿芙蓉”,俗名“富贵膏”,土名“大烟土”的那玩艺儿。

再竭力否认延安曾经种植罂粟的史实,就象癞痢头强辩自己不是秃子一样穷极无聊了。这里还剩下另一种辩护词:“在延安经济十分困难的特殊情况下,共产党为了生存和发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的确,在十分贫困的社会环境,人们常常不顾礼仪廉耻,一些男人铤而走险做强盗,一些女人不顾羞耻做娼妓。然而不盗不娼的毕竟还是多数,这就是人类进化中形成的道德操守支持他们免于堕落。

共产党为了摆脱经济困难,设谋暴敛不义之财,摧残国人健康,以毒品杀伐国力。它要困境求生,不惜陷民众于灾难。只能说共产党是一个无道德、无操守的流氓政党。

毛泽东的“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是在安抚共党同僚尚存的一点良心不安。仿佛为了崇高的革命目的,卑鄙的手段也变成高尚的行为。可是,历史给了人们的相反的教训:对于屡用卑鄙手段去达到目的的人,千万不要听信他们所描写的目的是光明正大的。

共产党只是代表共产党自己的利益。当它完成集权和专制的蜕变后,它也只能代表坐在权力顶峰的极少数当权者的利益。当它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它会豪不犹豫地牺牲和出卖民众。延安的鸦片种植,已经透彻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要说共产党员们全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到底啦也不公平。有一些党员并不认同以毒养党的政策。张国焘在叛离延安前,曾主张减少对烟土税的依赖,并对大量烟土出口到山西内疚。他说:“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成为中共的友邻,怎好意思再把鸦片推销到山西去。” 有这句话,张国焘还不算坏到底了。

边区政府还有一些不算坏到底的政策。在边区辖地实行有限度禁烟。

陕甘宁边区政府收购农民的鸦片,但是却严格控制在本地的销售数量,以致引起一些鸦片鬼抱怨买不到鸦片。《西行漫记》里就有村干部当着斯诺的面这样抱怨。在斯诺听来,这种抱怨反而是一种对边区政府的称颂。实际上,边区政府劝导本地烟民戒烟的宣传一直在进行。延安的鸦片的产量大大增加,本地烟民的数量并没有增加迹象。说起来这算是对陕甘宁边区内老百姓的一项德政。

然而鸦片既然已经生产出来,不在这里毒害民众,就在哪里毒害民众。蒋管区的人,敌占区的人,都是属于中国人。

共产党靠鸦片交易暴敛不义之财,放过了边区百姓。兔子不吃窝边草,不是兔子不吃草的证明。

转自《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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