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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做党性人——“大跃进”六十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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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已过去一个甲子。那场饿死几千万民众的人祸,在中共话语体系中从来都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而事实上三年大饥荒是彻头彻尾的红祸、共祸,也就是共产极权暴政之祸。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三年大饥荒。

什么是“大跃进”?年轻的朋友不妨读一读京夫子的《夏都志异》。这部以历史资料为素材的小说,讲述了那场不堪回首人祸的来龙去脉。

1958年,中共发起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靠流氓加文盲起家的中共乱华祸国集团,一向以绑票勒索、武装叛乱为专长,原本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此时却做起“超英赶美”的黄梁美梦。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本应依赖知识分子和科技专才。然而,就在一年前的1957年,中共发动主要针对知识阶层的反右派运动,利用“引蛇出洞”的政治阴谋,将全国数十上百万知识分子划为反党右派,对其整肃、批斗、撤职、劳改、流放。无数知识精英、专家学者在迫害中丧生。在一片肃杀、万马齐喑的政治环境下,靠运动治国的中共邪党,又祭起 “人民战争”的原始手段。

在工业方面,1958年8月,中共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鼓动全民上阵,毁林炼钢。全国建起几十万个小高炉,连中南海院里也不例外,用百姓家里的铁锅铁器作原料土法炼钢。大炼钢铁生产的粗制废铁一无所用,却对中国自然资源和生态造成巨大破坏,其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农业方面,中共在全国强制推行“人民公社”,无视农业规律瞎指挥,号召农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各级党官党奴为取悦上司,就象被魔鬼附体中邪一样,浮夸成风,谎报产量,各种匪夷所思的亩产神话充斥报纸广播,美其名曰放高产卫星。实际上这些高产纪录都是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骗局。由于全民炼钢无人力收割,大量粮食烂在地里,再加上大办公共食堂中的浪费,粮食再多也不经挥霍,更何况高产本来并不存在。各级共干为填补虚报的产量,硬是怀疑农民瞒产藏粮,有的地方连农民的口粮、饲料、种子都搜刮干净来凑数。大饥荒就是这样发生的。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前,各地饥荒已经成灾,饿死人的现象在内地蔓延,尤其是那些“大跃进”的先进省份如河南、安徽、四川等地。然而,在局势如此严峻之时,共党高层跑到庐山开起了所谓“神仙会”,牠们纷纷带着各自的厨师、随从,在山上吃喝享乐,把全国范围的饥荒,轻描淡写地归为“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只有少数头脑清醒者如彭德怀(共军元帅、国防部长),黄克诚(共军总参谋长),张闻天(中共副外长),周小舟(中共湖南第一书记)等人在会上如实指出了全民炼钢,公共食堂,浮夸虚报的恶果,对疯狂的“大跃进”提出质疑。一向敢言的彭德怀更是上书毛酋,为民陈情。

如果共党能及时悔过纠左,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当年的大饥荒至少可以得到缓解,后两年的饥荒或许可以避免。但出乎彭德怀意料的是,“奋笔陈民瘼,种下泼天祸”。身为共党高官、功臣的彭元帅,一夕之间被定为右倾反党分子,与其余几个为民请命的党官同僚遭到严厉无情的批判斗争。几位追随毛酋大跃进的极左干将如柯庆施、李井泉、吴芝圃、曾希圣、张仲良等都是批彭先锋。中共的庐山会议最终将彭黄张周定为右倾反党集团,撤职查办,并要求全党反右,继续跃进。共党各级组织中良知尚存者(如下令解散无为县公共食堂的安徽省委副书记张凯凡)都受到整肃迫害。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五九年的反右倾,直接导致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造成全国几千万农民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活活饿死,安徽、陕西、青海、四川、山东,甚至传统的鱼米之乡江苏等地,都出现了人相食、无人村。在中共红色恐怖之下,可怜的灾民,宁可饿死也不敢对中共稍有反抗。

一年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中共在和平时期一举夺去几千万同胞的生命,超过日寇侵华而丧生的平民。中共高官们何以如此冷血无耻?答案就是两个字:党性。按理说,畜有畜道,人有人性。中国自古以来为礼仪之邦,积德向善蔚为风气。正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可人一旦入了党伙,染上党性,一切就颠倒过来,就要用党性代替人性,甘让党性吞噬人性,甚至沦为人性尽失的衣冠禽兽。书中党干可分为三类。全无人性者如毛柯吴等,稳坐官位,鱼肉人民;摇摆于党性人性之间者如刘周,为保全自己,只能放弃人性,坐视千百万农民活活饿死;人性大于党性者如彭黄张周,则撤职批斗。共党之邪之毒之恶也正在于此。不过,刘周等迎合毛酋,对彭德怀落井下石,靠出卖良知逃过一劫,但同时也造下大业,最终还是要偿还的。正如彭所预见,“这回是我,下回就轮到你”。《夏都志异》的续集《血色京畿》讲的就是刘周贺等的结局。

其实彭德怀在抗战时就有过一次人性战胜党性之举。那时中共的方针是游而不击,保存实力。彭出于民族大义,无视共党中共“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方针,毅然发起百团大战,主动出击华北日寇,受到蒋中正委员长之嘉奖,却为毛润芝所不容,被召回延安批斗。像彭德怀这样人性盖过党性的共党高官寥寥无几。但他人性再强,最终也不敢突破党性的底线。在庐山会议后期,他也不得不放弃良心,向邪恶低头认罪。

共党的历史就是党性摧毁人性的历史,就是将人改造成魔的历史。这也难怪,共党早期很多人就是《芙蓉镇》里王秋赦那样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徒,靠打砸烧杀起家,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人称共匪。在民族的紧要关头,在历史的机遇面前,党性总是和人性冲突,党的利益总是高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共党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非正义的一方。从五七年的反右,五八年的“大跃进”,五九年的反右倾,到八九年的六四,九九年以来的镇压法轮功,无一例外。中共历代头目,无不血债累累,罪恶滔滔。

今年是“大跃进”遇难同胞六十年祭。我们应当怎样纪念他们?

疯狂的大跃进虽然已成为历史,但作为罪魁祸首的中共暴政依旧是中国大陆的现实,共产红祸仍然以其它形式在延续。这是因为共党的最高利益,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代价,不计后果来保权。中共的“改革开放”,无论多么冠冕堂皇,都是以维持其统治为根本目的。只要中共极权体制不改变,中国人民必然继续沦为中共反人类、反文明、反普世价值方针决策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对六四学运、工运、法轮功同胞、人权律师、良心人士、宗教信徒、正义网民的镇压迫害,与当年的反右派运动在本质上有何区别?又有多少冤假错案被制造出来?那些被失踪,被自杀,被灭口,被病逝,被活摘器官等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一旦彻底曝光,很可能又是一组惊天数字。

中共津津乐道的全球经济规模第二,也可以说是又一次大跃进。而这第二次经济大跃进,与六十年前同样疯狂,因为那是一种断子绝孙、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发展模式,已对中国大陆自然环境造成难以估量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毁坏。当下国人在超前享受繁荣的同时,也在初尝“盛世”下的生态苦果,我们的下一代乃至下几代都不得不为中共模式付出代价,包括生命代价。

我们回顾大跃进年代那一幕幕闹剧,莫不感到荒谬绝伦。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那些将生活在自由中国的子孙,当他们回望今日党国之种种中共特色,恐怕同样会觉得不可思议。

必须指出,中共的邪恶党性并不仅限于邪党党员。普通的中国人,即便不曾甚至不屑入党,但多年置于邪党文化乌烟瘴气之中,如入鲍鱼之嗣,亦难免被党性所污染,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党中意的党性人。党性人的最大特征即是非颠倒,价值混乱,只识小恶,不辨大奸,共党变异观念深入骨髓却浑然不觉,反倒自认正直高尚。

党性人既不愿了解国家真实的历史,也不明白共产中国(即中共国)的邪恶属性。他们本身不过是共产红朝的政治奴隶和低端p民,却无知追随邪党鼓噪统一自由的台湾;他们本身在国家恐怖主义的阴影下苟活偷生,却无限鄙视崇尚自由的港人、藏人、维人;他们本人或家族都受到共党盘剥压榨,却无端敌视给党国经济输血、助其现代化的美国、日本、韩国等民主政体,尽管所谓改革开放的实惠并非来自苏俄、朝鲜、越南和古巴。新一代党性人武统台湾的诳语,堪比誓言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红卫兵前辈;新一代的党性人大国橛起的欢呼,让人联想起“大跃进”年代超英赶美的梦呓。放眼世界,一个个昔日的专制相继走向自由民主,而党国血旗下一代代人的轮回,似乎又回到愚昧癫狂的原点。

当然,在极权暴政的中共国,了解和传播真相的确冒有风险,甚至是一种罪行。因此,生活在恐怖之中的人们对真相刻意回避,敬而远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自身安全不受威胁的场合,仍然发自内心抗拒真相,甚至用共党洗脑说辞诋毁真相,那就不是自我保护的需要,而是人性良知的缺失了。特别是有些狼奶喂大的党性人,哪怕来到自由世界,仍为共党美言辩护,以中共国为荣为傲,手持党国血旗招摇,甚至公然在西方大学组建共产邪党支部,自甘党奴而不醒悟,实在可悲可叹。

党性人们不懂得,“墙”国不可能崛起,腐败专制的中共国没有未来,也不是自由世界主流文明的对手。他们不懂得,爱国必须反共,反共不是反华,因为正宗的中国已随着中共篡政而沦陷。49年以后的中共国,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更非真正的中国。

党性人们应该明白,爱国的正道,乃是终结中共暴政,让中国重归自由,回到主流文明的阵营。

党性人们更应改明白,历史已无数次证明,中共是中华民族的内鬼,中国人民的宿敌。在极权暴政的中共国侈谈爱国,等于认可、接受中共邪党的统治,等于直接或变相为中共暴政护驾,等于是对先祖先贤、反共英烈,及中共暴政遇难者(其中很可能有他们宗族长辈里的亲人)最大的不敬,等于迟滞自由中国转型的历史进程,等于是对正统中国的背叛。真不知待中共倒台,自由中国复生之时,那些党性人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又怎样面对子孙后代的良知拷问和道义问责?

遗憾的是,党性人就像是杜牧诗词中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对国家兴衰,社会正义,受难同胞,麻木不仁。他们又类似奥威尔《动物农场》里的老马Boxer,纵然本性善良,工作勤恳,却不识大奸大恶,盲目信任猪核心,错把猪狗党统治的动物地狱当作正常的畜圈来拥戴。

党性人们当然也不会意识到,中共邪党对中国人价值观的变异改造,是中共屡犯弥天罪恶而存活至今的重要原因。中共邪党必将倒台解体,接受清算,已经没有任何悬念。然而促使党性人回归正常人类,将是祛共系统工程中的长期任务,即便从现在开始,可能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在这方面,法轮功同胞多年来促三退,讲真相,已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我们纪念“大跃进”六十周年,就是要勇于传播真相,终结后人复哀的历史循环,力争在我们这一代就结束为祸多年的中共邪恶政权,永绝后患,再不要把我们的责任推给下一代,而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自由中国昂首做人,重塑中华文明之辉煌。

我们纪念“大跃进”六十周年,就是要乐于接受真相。千万不要偏听偏信共党异端邪说,万万不可在观念上、认识角度上、思维习惯上和中共邪党保持一致,沦为与中共邪党同路的党性人。

对六十年前的那场人祸,彭黄张周等属于明白人,但对于共党这万恶之源,他们却没有明白。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要比他们明白,我们也有条件弄明白,更有必要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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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5/31/18 10:33:23 AM
这是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文中提出的“党性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党性并不只存在于党员心中,普通人,甚至不少正直善良的中国人尽管不曾入党,也会被党性所污染。当人们面对社会上的偷盗、诈骗、耍流氓、贪腐这样的事,往往非常痛恨,有清醒的是非观,但对国家几十年来发生的大事件,如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等等,过去了就逐渐淡忘了,在观念上、思维习惯上都难以跳出党文化的思维,因而分不清是非。于是“只识小恶,不变大奸”。让自己做个明明白白的中国人,是当下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