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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日事变”回忆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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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克祥

攻其无备任务得完成

刚到了夜晚十二点钟的时候,我团官兵分三组出发,向长沙小吴门、东长街、营盘街、东茅巷等处的共党机关所在地挺进;同时要求尹东旭同志随我团队伍一同出发,回到他的驻地长沙小东街长沙戒严司令部,很迅速的也率领一部分的军队,策应我军,得到他的帮助不少,当我团官兵出动的时候,长沙居民正在恐怖中,夜间街上行人很少,显得一片死寂,好像是一座死城。我个人率领士兵二十余人来往于三组之间,亲负联络指挥的责任。共党当时气焰嚣张,目空一切,事前对我准备铲除他们的情形,竟毫无所知,迄至我军向他们进攻,他们才由睡梦中惊醒,措手不及,我军破巢直入,他们大多数只能束手就擒。由于全团官兵行动的神速、作战的奋勇,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把重要的赤色共窟,如湘省党部、湘省农民协会、湘省总工会等为共党所把持的机关,均先后予以击毁。间有一部分武装共干顽强抵抗,致有数处发生激烈巷战,经我军痛击之后,除少数共干如郭亮、夏曦、滕代远、王基永等乘隙逃亡外,其余大部或当场死亡,或被俘获。我部也有官兵同志四十余人,壮烈成仁,还有少数民众为流弹所伤。我当时往来于上述的三组之间,奋不顾身,与士兵同进返。今日回想到是役成仁的先烈,还使我心坎上留下了无限的创伤!及至二十二日拂晓,长沙浏阳门与南门外及妙高峰一带,尚仍有少数共干,率领赤卫队和纠察队企图反扑,我着周营长率兵迎击,甫经接触,共党即纷纷向株州方面溃退。周营官兵,见对方多系无知农民,不忍射击,遂任其作鸟兽散。到了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左右,已把共党所有在长沙的七十几个机构,一律予以封闭,并交由当地警察负责看管。至此,平日作威作福荼毒人民的共党首要份子,除死亡与被捕的以外,其余仓遑逃走,匿迹销声。计自二十一日晚间十二时起,至二十二日上午十时止,我团在长沙首义铲共的工作大致完成,当即着全团官兵分区警戒。二十一日的电报代韵字母,是个马字,即以马电通电全国,报告铲共经过,呼吁回应。当时全国新闻纸类,多以长沙马日铲共五马铲共字样为很显著的标题,亦有以马日事变称谓者,此后本党湖南各级党部,也有马日纪念的规定。

长沙共祸告澈底肃清

当时我团孤军驻在长沙,邻近地区的驻军,都是唐生智的部队,环境特别险恶!假使唐生智兽性不泯,兵连祸结,地方难免糜烂,为和缓此一局面,于是不得不暂时向唐表示服从,缮具报告,说明共党罪行、及人民恐怖不安的情形,于万分紧张的时机中,擅作紧急处置,未能事先请令,理应自请处分等语。交由张代主席翼鹏转报唐氏。并请张代主席速即出示安民。张当时即发出布告谓:此次事件,系兵农冲突,业已平定,人民应即照常安居乐业,勿自惊扰等语。

我当时认为这个布告,措词暧昧,不能取信于民,立即用我团部的名义,列举共党的罪行与铲共的经过,及共党业已败溃等情形,布告周知,以正视听。长沙市民阅悉之后,无不额手称庆,秩序行告恢复。数月以来,市面阴霾凄惨的气氛,一旦扫除净尽。

此时长沙市附郭各地的共党份子都已匿迹销声,凡共党所组织的赤卫队、纠察队等,同时都已土崩瓦解,惟有湘潭县的县长程一中,与共党杨昭直狼狈为奸,人民久矣不堪其扰。自马日铲共后,程杨两人仍盘据该县,倒行逆施,居然变本加厉,湘潭县人民纷纷逃来长沙,吁请派兵进剿。我不忍湘潭同胞长期遭受荼毒,当即派周营长率兵一营由易家湾渡过湘江,向湘潭县进剿。接触不到一点钟之久,共党徒众即纷纷作鸟兽散。周营进驻县城,县长程一中逃亡。数日后,捕获杨昭直,应该县人民之请,予以枪决,湘潭县共祸遂告肃清。

鲍罗廷一行来意不善

铲共军事行动虽告一段落,我的任务尚未完成;政治消毒与心理消毒工作尤须加紧进行,必须将共党遗留在社会上的毒菌要洗得一干二净。消毒的方法,惟有集合本党同志推行救党运动,以健全本党组织,经过两三天的奔走联络,得与本党忠贞同志,陈其祥、彭国钧、蒋静一、张敬兮、左益斋、曾记、尹东旭、刘德干等,以及在长沙教育界、工商界着有声望的本党同志数十人,计划筹备组织救党委员会,讨论清党、救国、安民等重大问题,遂决定于是月廿五日上午九时,假长沙小吴门正街烈士祠(原名曾文正公祠)举行会议。

在开会的前一天(五月廿四日),我接到代主席张翼鹏的电话说:武汉政权已派鲍罗廷、彭泽湘、陈公博、周鳌山等四人来长沙慰问军民,现已到达岳阳,可否让他们来到长沙?特征询意见,希能立即见告。我经过审慎考虑后,当答以:鲍罗廷等四人,可在岳阳暂停,候明日的大会决定,再行奉告。同时立即暗中由尹东旭派兵驰赴长沙市北门外三十余华里沿粤汉铁路的霞凝站一带,严密警戒,以免鲍罗廷等乘隙窜入。

我作了这个紧急处置之后,又考虑到长沙邻近各县都有唐生智的部队,如派兵围攻我团,万难抵抗,这究竟怎样办呢?所以在廿四日的那一天,使我忧心如焚,通宵不能成眠。待至廿五日拂晓,我已经有了主意,就是决心等候当日的救党委员会组织成立,然后提请大会通过,密电驻在岳阳的友军周、彭两团长,把鲍罗廷等四人就地枪决。

当时驻在岳阳的友军,一团为周磐所率领,另一团为共党彭德怀所率领,在马日铲共以前,我们尚不知道他已加入了共党。马日以后,才暴露出他的狰狞面目。我当日推测唐生智派鲍罗廷等四人来长沙的主要任务,无非想将我拘捕,解往武汉,送上断头台,并将我团部队予以解散,然后发出几张骗人的布告,歪曲事实,为了笼络人心,必定强调凡在马日以后附和的人士,概不追究,藉以拉拢军民,便可将这次铲共洪流,清除尽净(事后种种事实证明,唐生智等确是这样计划的)。因此,我事先必须准备好未来的行动和步骤。

成立了救党委员会

到了廿五日上午九时,救党委员会宣布开会。到会的有王东原、李仲任、周荣光、尹东旭、张翼鹏以及湖南省党部委员彭国钧、仇鳌等二百余人,公推我为大会主席,并致开会词,我当时当仁不让,惟有致词如仪,_谓:

共党份子,在民国十三年经孙总理的认可,及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准许共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他们曾经宣誓,愿意放弃共产党的主张,服从本党的领导,为国民革命而努力。不料共党包藏祸心,在广东时就有许多越轨行动,当经蒋总司令迅速平定,现在共党乘蒋总司令挥军北上,军事异常忙碌,对地方政事无暇全力照顾之时,把持武汉政权,在湘鄂赣三省,藉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工会纠察队等为名,暗中扩充武力,阴谋叛国,横行无忌,使用不合我国国情的共产邪说麻醉青年,高喊着农工专政的口号,嗾使农工发动斗争清算,杀人放火,四处暴动,造成社会极度的恐怖!它的目的,是想澈底毁灭我国五千年来的传统伦理道德与历史文化,进而征服全世界,并奴役全人类,其阴谋险毒,虽李闯、黄巢犹不足相与比拟。近来更秘密决定就在今天的五月廿五日举行大烧杀,我为先发制人起见,所以在廿一日夜便采取军事行动,给共党以打击。我这次举动,完全是为了回应蒋总司令的清党主张,和解救两湖人民的痛苦。现在长沙的重要共党份子和共党组织的各种不法机关,虽已铲除,但共党的毒素尚弥漫民间,共党的爪牙尚肆虐于各县,犹虑有死灰复燃之势。今后关于清党清毒的工作,希望各位先进同志共同努力,以期众擎易举,达成救党任务。等语。

我报告过后,因当时局势危急,为了争取时间,立即开始讨论:佥认须先把湖南省党部的机构恢复起来,但因马日以前湖南省党部的委员多系共产党徒,马日以后,共党份子郭亮、夏曦等已远逃,仅有彭国钧、仇鳌等两三个忠实同志还在长沙,人数太少,一时无法恢复工作。当经决定,先行成立救党委员会,积极推行救党工作,并领导省政,办理善后事宜。当场推定我与王东原、张翼鹏、张敬兮、李仲任、周荣光、彭国钧、左益斋、仇鳌等为委员,并决定即时开始办公。当提出仇鳌为委员时,有不少同志认为他是跨党份子,表示反对。但我因为在马日以前,曾看到共党在长沙所办的光报,载有攻击仇鳌的文字,所以当时认为他是反共的,而予以解释,才得到大会的通过。

大会通过枪决鲍罗廷

大会把救党委员会委员推选出来以后,随即宣誓就职,接着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我首先提出下面的问题,请大家讨论,我说:

昨晚接张翼鹏代主席的电话说:武汉的中央政府派鲍罗廷、彭泽湘、陈公博、周鳌山等四人来长沙慰问军民。闻鲍等率步兵两连,已于昨日下午六时到达岳阳,本定昨晚乘车来长,经我在电话中坚请张代主席转电鲍等暂停岳阳,俟救党委员会开会决定,再行电告。如果冒险前来,沿途与我军冲突,发生危险,概不负责,现鲍等仍留在岳阳。我认为武汉政府是拥共的,与我马日铲共的原意完全相反,与今日救党委员会的宗旨,亦绝对不能相容。鲍等为武汉政府所派,不啻就是共产党的代表,应在铲除之列,不知各位以为然否?

当时除张翼鹏因畏惧唐生智的淫威不愿表示意见外,其余各委员都情绪激昂,一致赞成我的意见,并主张去电佯为欢迎,一俟他们到达时,就予以拘捕枪决,以快人心。我认为还是密电驻在岳阳的友军,把鲍等四人就地枪决为好。这个意见提出后,经绝大多数通过。委员中惟仇鳌有跨党嫌疑,我为坚定他的意志起见,经授意各位委员,一致公推仇鳌立即草拟发出驻在岳阳各友军就地枪决鲍等四人的电稿。不料仇鳌坚以病辞,拖延十余分钟之久不愿执笔。我便对他说:

今天到会的人多怀疑你是跨党份子,我想替你洗刷这种嫌疑,所以推你草拟这个电稿,如果你坚辞不办,那更不会得到各位同志的谅解。今天是国民党忠实同志开救党会议,绝不容许有共党嫌疑的份子渗入会内,你如果真是跨党份子,我敢向你作进一步的表示,那就是对你会有极不利的事件发生,请你慎重考虑!

仇鳌经过这一番劝告之俊,才执笔把电稿拟妥,由我请张翼鹏代主席领衔签署,张当时拒绝签字,因为他的内心虽同情我的铲共行动,但他是唐生智的幕僚而暂代唐主持湘政的,怎敢领衔发电给驻在岳阳的周彭两团长,就地枪决武汉政权所派出的代表呢?所以张翼鹏便想脱身事外,归罪于我一人。而我却认为张氏当时的地位,是替唐代拆代行,这个电报如果他不愿领衔,则周彭两团长势必不肯执行任务。我当场一再坚决的要求,他被我与二百多个党员包围,无法推诿,只好照办硬着头皮照签如仪。

张氏领衔签署之次,即为我与王东原及各委员联名盖章。散会后,由我把电报底稿亲身送到电报局,并监督译电员拍出。但不幸的是:当彭德怀在接到这个电报时,立即通知鲍罗廷等四人逃回武汉去了!

次日即廿六日,救党委员会搬到长沙市纱帽塘对面的湖南省党部的原址办公,当即通电全国党政军各机关和各民众团体及报社,说明长沙马日铲共的经过,并吁请一致响应以救党救国救民。该项通电发出不久,除武汉一地外,各方覆电回应者极多;尤其各地报纸都以最显著的地位登载马日铲共的消息与通电的内容,并着论痛斥共党。正义是在人心,我当时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安慰。

危机四伏下脱离虎穴

到了六月五日,唐生智因张翼鹏事前失察疏于防范,事后又未能将我拘捕,乃改派其所部军长周斓来长沙接替张的代主席职务。周斓抵长之日,我接到张翼鹏的电话,邀我在下午五时同往长沙小吴门外火车东站去迎接周斓。其时我正在省党部救党委员会办公,工作极忙;又因当时长沙的共党机关虽皆已击毁封闭,但潜伏的共党份子,不能说绝对没有,我为防范意外起见,不愿亲自前往,乃派中校团副李华龄到火车站代表迎接,我与周斓原有旧交,旋即亲到他家,想探询他的来意。他总是含糊其词,使我得不到要领。但于谈话语气中,我深深感觉着唐生智尚执迷不悟,而周斓来省的任务已不待智者而后知。我随即离开他家,并决定了我要立即突出长沙重重包围的计划。

我知道周斓并不是一个共产份子,但也明知他是唐生智的亲信幕僚,凡事不能不服从唐的命令。然而我的内心总以为他如今既回到长沙,亲眼看到共党赤化湖南的惨状,心中当有所不忍,或者会同情我马日铲共的行动,进而想要求他暗中支持我们的主张,以减轻湖南三千万同胞的痛苦。不料到他家里交谈至十余分钟,竟没有一句真挚可信的话,总是态度模棱,言语含糊。当我将要离开他家时,又对他说:马日行动,纯粹由于我良心的驱使,眼见共党杀人放火,凡有人性的人都不能坐视;何况身为军人,职在救民,这紧急措施,我想上级必能见谅的,希望你能原谅我这种苦衷,把这不得不已的实情转报长官!

周斓一再回答的是:今后的一切,应候中央命令。所谓听令中央,亦即是唐生智、汪精卫、鲍罗廷等所把持的武汉政府,无异就是听命于共产党。于是,我就伪装着很愉快的表情,很快的就告辞出来,作着逃离虎穴的打算。

我离开周家以后,想到今后一切,应候中央命令的话,不觉义愤填胸!我固不惜一死,但与湖南三千万人民又有何益?终于决定了离开长沙重围的计划。遂立刻赶回省党部,秘密的向书记长曾记详述我与周斓谈话的结果,并表示我即刻就要离开长沙,请他转告本党各同志相机行事,续为铲共而努力。

原题《许克祥团长马日事变回忆录》,中华民国五十五年《春秋》杂志总第226227期同名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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