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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日事变”回忆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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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克祥

 唐生智暗中扶植共党

自民国十五六年间共产党的毒素渗入湖南以后,于短短的时期中,在湘省各地尤其是长沙城,建立了许多非法武装组织,如:农民协会的赤卫队,工会的纠察队妇女队等,斗争屠杀,无所不为,把整个湖南社会的秩序弄得极度的恐怖。其所以酿成祸乱的最大原因,就是由于当时主持湖南省政且握有军权的唐生智在暗中放纵扶持。唐氏自蒋介石总司令由广东北伐、攻克衡阳后,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可是唐之为人,天生反骨,狂妄成性,从不知革命为何物,当时对蒋总司令不过阳奉阴违,而与共党分子则暗中勾搭,搞风搞雨。随后,宁汉分裂,武汉政权派唐为北伐军总司令。唐利欲薰心,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其本人盘据武汉,而其所主持的湘省政权,则派其部下张翼鹏与周斓先后代理。张周都是唐的幕僚,虽明知唐扶植共党的行为不当,但扬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盘据湘省的共党,抓着这个机会,藉着联俄、容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的口号,毫无顾忌的乱干起来。

长沙的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等,在这种情势下,很快的便组织起来。随即展开阶级斗争和屠杀政策,如长沙工商界钜子金裕华、军界闻人李佑文、以及素有文名久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都被共党开会公审,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就地枪决。这不过仅是举其一二个事实以为佐证,其余被共党枪决活埋的良善人民,实在无法统计。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决心铲共访问各阶层

在这样极端恐怖情况之下,笔者个人虽早有铲共的决心(笔者当时任团长),但对于大多数人的心理,还没有十分了解;且共党喊着解放农工”“替农工谋利益等等骗人的口号,究竟农工分子的反应怎样?我急须寻求明白。所以我从民十六年二三月间起,常利用各种人事关系,于治军之余,向社会作民众心理测验的工作。有一天,我率领士兵到长沙附廓作野外战斗演习,事毕以后,士兵由团副率领返防,我乘便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

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

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他的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我的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的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使他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工作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

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

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

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澈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

叶德辉一联可圈可点

到是年四五月间,长沙市内已有叶德辉等人被杀害。叶是全国有名的文人,当行刑之前,叶对看管他的共干说:我有对联一副,送给你们: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这副对联,对共党可谓极尽唾骂之能事!正因为叶等被杀,人心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市面上的人力车,在共党以扶植工人阶级的口号下,人力车工会,把车价规定得很高;而坐车的人,常被工人纠察队指为土豪或劣绅,动辄把坐车的人,从车上拖下,加以打骂,所以市面上的人力车无人敢坐,弄得一般车夫,都得不到饭吃。更滑稽的是:赤卫队、纠察队人员,若看到街上稍为肥胖的人,便指为享受阶级,定要清算。

记得是年五月十四日那一天,我从长沙浏阳门外,叫了一辆车子,环游马路,拟藉此探查车夫生活的情形,并了解工人对于共党的心理如何。我当时服装穿得很整齐,佩有少将领章,等他把我拖到环城马路行人稀疏的地方,便开始与车夫谈起话来,我明知车夫整天没有生意,生活正十分艰苦,我故意的对他说:现在你们的工会,把你们拖车的工价,规定得很高;并且任何人坐车,不会少给你们的钱,你们的生活过得很好啦?

车夫半天一声不响,只是垂头丧气的拉着车向前走,我又问他说:我刚才问你的话,你为什么不同答呢?你们的生活,究竟怎样呢?

此时他才愤愤的说道:你认为我们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接着他又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们每日要缴纳很多的会费,每天要到工会去开会,而坐车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我家七口人吃饭,直到现在下午三点钟了,还没有拉到一文钱,只希望这一次生意,你多给我几文钱!像这样的世界,如果再过一两个月,我们这般人都会饿死!我们受了这种苦痛,还不敢公开的对人说,否则工会便说我们反动,真是可怕极了!你的胆子真大,穿着军服坐车子,若是碰到工会的纠察队,他们一定把你拉下车来,还把你拉到纠察队,给你一次斗争。纠察队的人不会和你讲理,只有他们说的做的。我听了,唯有笑着多谢他,在僻静的街上下了车,并给了加倍的车资。

工人农民敢怒不敢言

在民十五六年间,长沙的理发店,素来由店东担付房租水电以及毛巾肥皂香水等等的设备的费用,理发工人的食宿,也由店东担负,而理发工人只贡献劳力与技术。分起账来,店东得十分之四,理发工人得十分之六,与其他商店工厂的店员工人按月计资,是不相同的。他们店东与工人之间,历来如此相处,相安无事。自从共党掌握了长沙市的理发业工会以后,便以工资专政口号欺骗工人,整天要工人去开会,减少理发师很多工作时间,所得的工钱,也大为减低。一般人不明白理发业内容的,以为他们是欢迎工会的;其实不然。有一天,我到东长街一家理发店去理发,我对理发的工人说:现在你们可以专政了,工作又轻松,精神应该痛快。

不料理发师哼了一声,愤愤地答话道:专政!专他妈的政,开会就是专政吗?过去我们有困难,老板还可以为我们想想办法,现在工会却要吸我们的血!今天捐_支援什么前线,明日纳费帮助什么义举;工作时间减少,我们的进_也每天减少了一半;还要应付这个那个,只好坐看挨饿了!如果不遵守工会的规定,就是犯法,真使我们气死了!

我理完了发,付过了钱,理发师无精打彩的送我出门,我不觉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这只有天晓得!

有一天我领着队伍巡逻城防,路经长沙大西门外的湘江河边,看到许多码头工人,都抱着扁担和绳子,在码头的石级旁边假睡,我问他们的生意如何?他们异口同声的说:现在从码头上下的客人,由于共产党喊出工人专政的口号,谁都不敢雇我们挑行李了!旅客们都自己提着行李上下。至于商人的货物搬运,则一天比一天少。像这样干下去,我们只有活该饿死!他们那种表情,实在悲惨得难以言语形容。

这些事实,都是我当时亲身查访得来的,回思往事,记忆犹新,在当时的农人和工人,内心的恐怖已达极点,虽然无人敢公然说些怨恨的话,但谈话时的表情,却无形的流露出充分的不满,我经过一再的测验,我深信人民对共党怨恨已深;不过在共党武力劫持下,没有反抗的力量而已。如果有人出而领导,定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回应,群起而攻之,那是毫无疑问的。

制造仇恨,共党施毒计

湖南全省沉沦于赤色恐怖的气氛中,每个人都岌岌自危,朝不保夕,已如前述。到了民国十六年五月,长沙城里忽然传出了一种惊人的消息,我也连续不断的接获许多紧急情报,内容大致如下:

共党原定计划,在湖南境内编组七万军队,作为阴谋叛变的武力。但恐一时突然编组如此庞大的军队,刺激人民的心理,发生阻碍,他便想出一个掩饰耳目的办法,藉扩大组织农民协会的赤卫队与工会纠察队为名,将农工份子武装起来,然后再编组为军队。

就在这段时间,共党已决定搜集民枪,先行编组军队二万五千人,号称红军。准备随时袭击国民革命军,夺取其枪弹,再行装备其余四万五千人。当时共党又恐怕这些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作战能力不强,离开家乡,开赴异地,难免纷纷逃亡,于是想出一个很毒辣的办法,断绝士兵逃亡回家的观念。这个办法就是放纵这些拟编组成红军,原充农民协会赤卫队、或工会纠察的队员,在各人自己家乡实行一次大屠杀,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而死心塌地的跟着共党跑。(按:最近大陆共党的鼓励红卫兵造反、破旧立新运动,闹得天怒人怨,大概也是玩的这一套。)当此之时,蒋总司令适在沪发表清党反共的宣言(民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共党正可藉此大屠杀,来镇压人心。屠杀的物件,包括有共党未能控制的军队、警察、公务员、富户、绅士及一切非左倾的知识份子,以消灭它的内患巩固它的实力。于是,决定在是年五月廿五日起事,实行他们认为一举数得的最毒辣的大屠杀。

上述这些消息,本是极端秘密的。但是当时长沙已有了传播,人心已感到万分恐慌。跟着我又获得更凶恶更紧张的情报,谓共党已通令各地农民协会和工会,准备汽油与煤油,试演一次暴君焚城的历史故事。

做了三个月准备工作

就因为这样,我便不能不预作赶前的行动。这个马日铲共的行动决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时的冲动而仓皇举事的。在事前的三个月,我已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除了解农人工人对共党的真正心理已如前述外,我还了解了军人对共党的向背;当时驻扎在长沙的友军尚多,如王团长东原、周荣光、李仲任、陶营长柳等,我曾耗去很多时间,作多方面的察访,碰到友军的官佐,必询问他们所有的士兵,与农民协会的赤卫队和工会的纠察队,有无发生冲突?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家的财政还没有统一,各军的薪饷有时由政府发一纸提款命令交给各部队自行派员向税收机关提款。共党想四处制造纠纷,并想迫使国军自行瓦解,故意纵使各地的农民协会赤卫队、工会纠察队等出面阻止提款,甚至把提款人员打伤。因提款不到,军队伙食几至无法维持。又因那时国家的兵役制度,还没有采征兵制,兵员的补充,都是由招募而来,各军的招募人员,在乡间招募新兵时,共党动辄嗾使赤卫队殴打招募人员。甚至各军请假回籍省亲的官兵本来服装整齐、准假的证明文件完备,应该不致发生什么问题的;而赤卫队与儿童队常常沿途藉故阻拦,硬说他们是逃兵,勒缴他们所穿着的服装、与所携带的手枪等物。据传闻第六军有一位营长,由前方请假回醴陵原籍省亲,带有两个随从和两枝短枪,请假文件均极完备,乃当地的农民协会赤卫队,全不讲理,竟把他们三人拘押,并把枪枝勒缴,硬说他们是逃兵,以后经过一再的交涉,才肯把人开释,而勒缴的枪枝,始终不肯发还等等。

每与各友军谈到兵民相处的情形,无不痛恨赤卫队之无法无天。从此以后,我便知道驻在长沙各友军的官佐,对共党的心理,也是极不满意的,但在恶劣的环境压迫下,无人敢作反对的行动而已,假若有人愿意牺牲一切,首先高举反共的义旗,相信必能赢得大众的同情心。我的铲共决心,遂十分坚定了。

无意中得到秘密情报

到了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钟,我忽然得到报告说:共党大烧杀的暴动,已决定在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实行。这个情报是如何得来的?须得说明一下:当时为共党所把持的湖南省党部,内中有个委员王基永,是共产党的党员,在省党部里面,具有很高的权力,与我为小同乡;他的妻子叫龙亦飞。王氏夫妇两人常劝我加入他们的共党组织,我总是虚与委蛇,绝未流露半点反对共党的意思,所以王氏夫妇,对我并不怎样怀疑,尤其对于我的太太估计错误,以为她是一个不懂政事的妇人,所以共产党在王家举行的一切会议,对我的太太并不回避。当共党在王家中聚谈,把决定在五月二十五日实行大烧杀的消息,无意中泄漏出来,我的太太凑巧在王的家里,坐在他们谈话的旁边一间小房子里,与王的妻子龙氏闲话家常,听到了这骇人的消息,一惊非小,回家后,促我特别注意,设法应付。我由是得知大祸已迫在眉睫,若不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何以尽我军人的天职?加之蒋总司令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表清党反共宣言后,我于五月上旬在长沙的南门正街,邂逅工界领袖陈咏弦同志,谈及共党造成恐怖局势,他说他们的工界同人极表不满,企望政府即刻制止惩办首恶,如果不闻不问,国家前途将有不堪设想之一日,于此则更鼓励我的勇气。我们晤面后,局势日趋紧张,遂于二十一日下午四时,除与我的太太及同事与多年老友刘德干、蔡泽南(原在湘西镇守使署同事)、蒋静一、罗恕人、许支亚、许志超、蔡湘等从事研讨,对未来的行动作了一个大体上的决定。此次事件之成功,诸同志居间设计,助力不少。

召集各官兵晓以大义

我因情势紧迫不能稍延,即于二十一日晚间九时三十分,召集各营长黄子咸、许振初、罗荣贵,梁锋、曾紫斌、周柏桥、曾方中、田畴及参谋人员等,举行紧急秘密会议,首先宣布共党的阴谋诡计,勾结俄帝的卖国行为,及其业已暴露的罪恶,如残杀叶德辉、李佑文、金裕华等,与及共党已决定二十五日在长沙举行大烧杀暴动的毒计;次又说明我军应采取的立场与铲共的重大意义。并宣告蒋总司令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表清党反共的宣言内容,及目前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的危急状况,强调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如果我们不能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时机,不但湖南立时变为地狱,即鄂赣两省也必随着遭受浩劫,中国势将赤化,即世界安全亦难确保。所以我们今天应即举起铲共义旗,不仅是拯救湖南三千万同胞,也是拯救全中国同胞,同时也是伸张全世界人类的正义。不要认为本团只有二千多人的兵力,但驻防在长沙一隅,必能打击共党。到会的各位官佐,有何良好的意见,希望提出来大家检讨。

我的话刚说完,全体官佐,情绪十分激昂,表示愿随团长铲共歼匪,就是牺牲生命,也含笑九泉。

当会议刚刚开始的时候,本团中校团副李华龄对我说:现在长沙戒严司令部参谋长、兼代戒严司令尹东旭,刚因事来访,现在还坐在办公室内。尹同志与我交情极厚,为人忠实可靠,对于共党的行为,素表不满,他最近接到家信,知道他的母亲与胞弟,都被当地的赤卫队拘押拷打,遍体鳞伤,当地人民恐怖万状,尹同志因此痛恨共党,达于极点。尹氏虽非本团同事,但为了齐心铲共,当即邀请尹同志参加会议,并承他表示了许多宝贵意见。到了十时二十分钟左右,会议已告完毕,即令各官佐迅速回营,限于十一时以前,将全团官兵紧急集合在长沙小吴门外四十九标的团本部。

到时,官兵全体集合,气氛紧张,我走上讲台,把共党在各地的清算斗争,杀人放火,与未来大屠杀的毒计,及蒋总司令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表清党反共宣言等情形,再宣布一回,又引述尹东旭同志的母亲和胞弟在乡间被共党拘押拷打的事实,以为佐证。并对全体土兵说:你们在外面当兵,为国家服务,而你们的父母兄弟住在家乡,反被共党清算斗争,甚而至于被杀,你们还可以坐视吗?我话未说完,全体士兵,无不怒发冲冠,要求立时出发,铲除共祸。我嘱全体士兵须在这里稍待半个钟头,我马上就可颁发作战命令,全体土兵都默然肃立待命。我即离开讲台,回到团部办公室,将参谋梁励予拟好的文稿通知当时驻在长沙的各友军,即王东原、李仲任、周荣光三位团长。其通报内容大致如下:

共匪阴谋破坏国家统一,藉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工会纠察队等为名,暗地实行武装叛乱,残杀无辜,造成社会极度不安与恐怖,罪在不赦,克祥已于本晚十二时派遣部队,向各共匪机关予以围剿,请贵部在原地警戒幸勿移动,免生误会!关于地方治安,概由敞团负责维持。云云。

送通知严防漏泄戎机

对于上述通知的送达时间,我曾大费脑筋,因为当时是处在共党控制的恐怖环境之下,事前既不敢向其他亲友谈论共党的罪恶,更不敢把我个人三个月以来立志向共党作殊死战的动机和决心,向任何亲友透露,总之,在未召集全体官佐举行紧急秘密会议以前,除有坚决反共意志的同事好友如蔡泽南、刘德干、蔡湘、蒋静一等知我的秘密以外,其他任何人断不知将会有马日铲共举动的一幕。我事前既未与各友军首长取得联络,则送给各友军的通知,必须考虑周详,一定要在不先不后的时候,送达才好;最好是在本团士兵与共党刚刚开始战斗之际,各友军首长,恰得拆开我的通知。如果送达过早,恐怕泄漏戎机;过迟,又恐怕友军发生误会而致冲突。所以在向士兵讲完话的半点钟以后,即令全体官兵遵照我的作战命令由团部分途出发;同时由我亲派副官数人,交付通知,再三叮嘱,说明此事千钧一发,不独关系我团官兵的生死存亡,并且关系着党国的安危与民族的绝续,这个通知务必要在夜间十一时半以后十二时以前送达,交由各友军的首长亲自拆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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